现在奔走他乡的农民工，往往循着一条“别穷奔富”的路径在流动，大规模转接时，中西部的钱马上就要转走，地方财政就会随之紧张；如果未来这些人选择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退休的话，这些地区将要支出沉重的养老负担。因此，从短期看，转出地财政有压力；从长期来看，转入地财政有压力。

　　全国统筹还有多远

　　“我可能还会调动工作去上海，其实我希望在哪儿缴费都可以，在哪儿退休也都可以，如果未来能领到社会保障卡，不管走到哪儿都能用是最好的。”顾宗韶对未来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充满憧憬，就像是国外很多国家的工人一样，绑定一个终生使用的社会保险号，无论是在便利店里打工，还是在街头卖热狗，只要照章纳税，事关将来退休金多寡的积累都在那张卡里，不必为换了城市打工而申请“转移”。

　　的确，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全国统筹。按照《暂行办法》，如果一位劳动者先在北京工作，然后去了广州，之后又去了上海，最后又回到了北京，那么他的个人账户就需从北京转移到广州，再转移到上海，最后又转移回北京，这个过程带来了较大的、且不必要的管理成本；如果实现了全国统筹，由全国统一的部门管理个人账户，那么就不需要或者只是形式上的转移，而不需要转移资金，避免了不必要的管理成本。因此，目前采取的转移接续方式，显然并非治本之策，同时会导致管理成本的提高，治本之策仍然是尽快全国统筹。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的建议草案上已经增加规定：国家将设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由中央财政预算拨款以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构成，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

　　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迎生看来，目前，有的地区养老保险基数高，缴纳的养老保险多，有的地区养老保险基数低，缴纳的养老保险基金少，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差距太大是最难调和的矛盾。“全国统筹的话，发达地区企业肯定不干，欠发达地区可能又交不起，有点吃大锅饭的感觉。”李迎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所以，他认为“转出地”与“转入地”政府间财政利益的重新分配是难点。

　　另一方面，唐钧认为还是需要中央财政的支持。“技术上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现在全国养老保险基金有一万亿，但地方却有账没钱，这是最大的障碍。”唐钧对《中国新闻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