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养老是人类的一个基本问题。人类最初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只能采取公有制的原始社会形态，即人类社会只能依靠群体的力量共同生产和消费，每个人的消费水平由原始部落的集体生产力水平决定，与个人的生产能力大小无关。那些因年龄渐长而生产能力不断下降，直至无任何生产能力的老人由部落人群共同赡养的养老制度，在当时也是一种自然合理的选择。随着人类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剩余的出现，私有制的社会形态取代了公有制的原始社会形态，而人类最初的私有制社会形态是与以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和消费单位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养老就逐渐由部落集体赡养向家庭内部赡养过渡。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家庭养老的时间最长。一旦采取家庭养老的制度安排，那么，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子女其实就是一种“金融资产”。在工业革命到来之前，以自给自足家庭小生产为主的社会里，在每个人的生命周期中，他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在青壮年时，他的生产能力很强，其生产的产品消费不了，同时假定这些产品无法储存，因此，当进入老年时，他的生产能力逐渐丧失，就没有产品可供他消费。如果每个家庭养育一些孩子，将那些青壮年时消费不了的产品“投资”在孩子身上，当他们的孩子成长为青壮年时，他们的养老就由他们的孩子来承担。每一代人都根据这样的安排来解决养老问题，家庭养老就逐渐成为一种体系。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所谓的“多子多福”事实上就是家庭尽可能多地将未消费的产品储蓄起来，投资在孩子这一特殊的“金融产品”上，老年时才可获得生活所必需的回报。孩子多，将来回报也多，实际上就是一种金融制度。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古代所提倡的“孝”就是保证了这样一种金融系统不出现金融危机。因此，家庭养老既是一种金融制度，也是一种养老制度的安排。当然，由于每个家庭子女的多寡、能力的大小、身体的健康与否都是难以控制的，家庭养老具有一定的风险。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家庭养老也是人类社会对养老问题的自发回答，既是顺其自然的，又是一种人为的养老制度的安排。但是，为了避免家庭养老可能出现的风险，期望有一种
养老保险制度安排出现的思想很早就有了。有文学记载的中国养老思想可以追溯到《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当然，这只是一种乌托邦的思想。人类社会真正面临养老制度的安排问题，则是到工业革命以后，以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不断被解体，取而代之的是机器大生产的出现，与之相伴随的是大批无任何土地、无任何财产的无产阶级的产生。无产阶级所拥有的只是劳动力，他们生存的唯一经济来源是出售劳动力所获得的工资，因此当他们丧失劳动能力，也就是说没有工资收入时，何以养老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养老保险制度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因此现代养老保险是以工业文明为背景的，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现代养老保险制度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于50年代才在国家企事业单位和集体企业单位中被逐步建立起来的。
养老保险制度是人类的一大创新，它通过制度安排来解决分散家庭风险使所有人老有所养的问题，体现了人类的进步与智慧。但是，在全世界运行100多年、在中国运行50多年的养老保险制度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140多年前养老保险制度推出时，世界基本人口年龄结构较为稳定，即当时人口增长较为明显，老年人口的比例较低，人均寿命短期内不存在大幅度提高的趋势。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增长开始减缓，甚至出现负增长的现象，人均寿命越来越长，退休后继续生活的时期不断被拉长，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因此，原来以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模式为主的养老保险制度面临入不敷出的财务危机，养老保险制度隐含的债务包袱越来越大。
与最早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所面临的问题比它们更为严峻、复杂。
第一，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对养老保险制度构成更大的威胁。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是中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的“婴儿潮”时代一样，这部分人口目前开始步入老龄化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又相继实行独生子女政策，青壮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开始放慢。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的人均期望寿命开始向发达国家水平不断靠近。以上种种因素，使得中国社会的老龄化提前到来，尤其是在养老保险制度被执行的城市，这一问题更为严重，使得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与?方发达国家一样面临财务危机，而且这一危机发展的速度可能比发达国家更快。
第二，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中国城镇养老保险体系，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进行的改革，与计划经济以及国有经济转型相配合。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相结合的体制如何与经济体制转轨和全面的市场经济的建立相一致，是目前养老保险体系进一步完善所必须回答的问题。因此，当前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转轨是与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同时展开的，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难题。对这一难题的探索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三，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举世瞩目，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化速度迅速提升，在城市人口日益老龄化的同时，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另一方面大量城市郊区的农民正日益成为失去土地的城市居民，养老保险体系如何覆盖这些新的城市移民和新的产业工人，正是目前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中需要回答的问题。
第四，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进入一种动态无效的状态，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的增长慢于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此同时，居民储蓄增长且不断地被累积。为什么居民的储蓄率居高不下，而居民消费却相对疲软，为什么居民的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这些问题，有些与金融体制有关，有些则与人口年龄结构和养老保险体系的安排有关。因此，如何研究中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问题，给出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养老保险体系的安排，从而促进消费和有效的投资，是当前我们面临的又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
第五，经过多年的GDP高速增长，人们已经意识到GDP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通过GDP的增长，使全体人民的福利水平不断提高。最近十多年来，我国在制度设计方面已经进行了诸多建设性工作，完善了城镇
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了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城镇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但在满足养老需求和制度可持续性方面仍然面临着巨大挑战。
关于养老保险的研究和讨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增多，但是其中往往是现象描述性的讨论多，而揭示本质问题的讨论少；对养老保险体系制度性的讨论很多，而对养老保险运行机制的讨论很少；对养老保险问题社会学意义上的讨论较多，而对这一问题的经济学讨论较少；对养老保险静态问题的分析较多，而对这一问题的长期和动态的分析较少；对国外养老保险理论的结论性讨论较多，而对国外养老保险理论模型的深入研究较少；对养老保险问题的公平性讨论较多，而对这一问题的效率性讨论较少；对养老保险问题的局部性和片面性的讨论较多，而对这一问题全面性和综合性的讨论较少。
本书力图改变当前关于养老保险问题的讨论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制度的刻画、社会学意义上的议论、静态分析和局部讨论的状况，从严谨的现代经济学逻辑出发，通过一系列宏观经济学的动态模型，揭示不同养老保险体系运行的内在机理，深入全面、系统综合讨论养老保险体系的基本模式——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对个人行为、宏观经济运行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以及体系本身的可持续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