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钱花在哪里，本来就应该再评估。政府搞基础设施建设有钱，而要做公共服务却说没钱了，这说不过去。实际上，政府目前在做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已经过度，是否存在低回报的问题，需要严肃地评估。“要想富，先修路”总体上是不错的，但如果基础设施建设太超前，就可能造成投资回报不高。根据我的同事施浩和黄少卿的研究，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已经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最近这些年，中西部的基础设施投资已经过剩。另外，政府花了很多钱来补贴农业，包括补贴农民买建材建房。实际上，调研一下就知道，在一个有代表性的中西部农村，房子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多）是空的，而且很多是新房。试问一下，如果我们相信中国最终会有75%以上的城市化率，那么，目前建的农民房其结局是什么？进一步，我们应该问一句，政府应该将钱用于补贴农民建房，还是补贴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城市租房？哪一个政策方向更符合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的原则，答案应该是显然的吧。

　　考虑问题要有发展的眼光，解决农民进城的资金来源，还是要靠“蛋糕做大”，要靠城市化进程所创造的经济增长空间。在城市化进程中，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城市规模经济有了，经济增长就有了，税收资源就会增加，在增量上就可以更多地向进城农民倾斜。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是，如果允许农民将其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以市场价转让给就业所在地的城市，那么，这个用地指标本身就在城市面积扩张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增值收益，可以成为农民进城的资源。重庆进行的地票交易本质上就是将农民的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作为可交易的资产，用于城市近郊的土地开发。

　　根据可以找到的数据，在第19次地票拍卖会上，最高一笔地票的成交价已超过了每亩30万元。据测算，在重庆的城乡统筹改革中，“以位于规划区内的赖流东家为例。他家里有4亩左右承包地，砖瓦结构的房子150平方米左右，院坝1亩左右。如果他退掉所有的土地，他能够得到的补偿为：224250元。如果他打算在城里买房，还有3万元的买房补贴，加起来是254250元”。不难理解，如果允许异地进城就业的农民将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转让给其就业所在地，那么，农民获得的补偿将更高。在这件事上，中国要做的是政策突破加制度建设，而不是一味地以禁止建设用地指标异地交易来回避问题。

　　综上来看，现有的大多关于市民化成本的核算均存在严重高估的现象，这不利于政府对市民化政策实施进行科学决策，反而误导地方政府对推进市民化产生较大顾虑。而真实的市民化成本远没有预想的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