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中国政府的政策意向和动态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我猜想那些有兴趣本土政策研究的人若想要对政府的议程设置模式、决策模式，或者一项政策中的利益冲突等要有所了解，绝对需要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接近政府部门的位置上才行。无他，我们的政府决策透明性实在是不足。所以，在中国搞公共管理的，可以考虑自己也去政府部门谋个职务，或者挂职一下，再不济也得嫁/娶一个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在现实世界中浸淫一下。（嘿嘿）

　　我听BBC4，一个感受是在英国有关政策的讨论（也有调侃）一定是公开进行的，而政策辩论也从政治家（议员）扩展至意见领袖（媒体专业评论员），研究者，乃至大多数Callin节目中的听众。政策过程是社会共识/利益冲突形成/展现的过程。每天近午夜在威斯敏斯特的议会辩论通过广播到每一个关心的人耳中。我们这里，除去课题研究需要的一手访谈，依靠媒体的二手资料大概是必然的了。可惜中国媒体受制于大环境、市场需求及自身能力，鲜有有价值的新闻。这一点来说，记者都可能比研究机构的学者了解地更透彻。所以，选择一些嗅觉灵敏、志趣相投，可以信赖的媒体就很重要，虽然我们可以选择的范围不大。

　　《财经》是一个。7月19日，该报记者报道说“日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称发改委）正式发布了《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报告（2008）》（下称《报告》），该报告总结了2003年至2008年中国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情况及其成效。”（点这里）而以此报告题目为关键词，能够查到的新闻就是财经的这一条，发改委网站上也没有。这样的报告怎么能不公开呢？这让我们这些关心农村的同学多么翘首以待呀。

　　照例是财经网的一条新闻，《农民工社保新政有望年内出台》（这里）。不过这不是一个好的新闻。其核心只有一句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日前透露，专门针对农民工的新社保政策有望年内出台。”也不知道该部长是在何种场合说了这番话。部长多少也算是政治家（或政客）的一员，他们说话的情境对于判断此话之可信性还是非常重要地。新闻的剩下半段让我感觉做记者真是轻松。只要说说有“专家”表示云云就OK了，连专家是谁，是接受了采访发言还是看了某专家的文章，又或者是不过是人尽皆知的话，不安上“专家表示”，有违新闻的“事实表述”而变成评论拉。废话这么多，我所有的有感而发不过是就因为这句话“但有专家表示，农民工参保的根本问题是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化体制。在农民工进城制度性障碍未除的情况下，农民工参保难以摆脱目前的困境。”在我看来，农民工参保问题与其说是与户口关联大，不如是现有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局限。没有了户籍制度的限制，一点都不意味着这一群人的福利状况有大大的好转。

　　诚然，户口问题是任何关心中国福利制度发展的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户口制度却是过于懒惰的一个做法。就好像找到了一个天大的坏蛋，以为把这个坏蛋打到就天下太平了。农民工社会保险——我谈的是社会保险，主要是养老保险，不是社会保障全部，所面临的问题，一是参保率低，二是无法跨省转移。两者与户口有关联，但不全部是户口问题。户口的影响是对农民工生活预期的影响，也就是户口制度有阻碍人口城市化的一面；简单地说，农民工在此制度下对自己长远预期是“返乡”，而非在城市定居下来，守着三分地和一个儿子----这便是中国农民对自己老年生活的安排，一份若干年后兑现的养老金不如此刻捏在手头的钞票实在。户口制度的影响也仅在于此。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最主要问题是养老保险制度本身不能回应非正规就业者、低收入者的需求加之地方化管理。

　　农民工的职业特征至少有两个一是“非正规就业”（流动性大）；二是收入低。考察户籍制度对此类型工作者的影响有多大，完全可以做一个比照性的调查。在划定非正规就业人群与收入（低）的情况下，选取拥有农村-城市户口的工作者，调查他们的养老保险状况。我的一个估计是控制了就业特征（非正规）和收入（低），户口对养老保险的有无影响力非常小。也就是，现有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很不适用于这样一个人群的养老需求的。一个可能的做法，现在已经在几个主要城市中（浙江、上海）显现出来了，那就是出台单独适用于农民工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方案。我猜测相关职能部长年末推出的方案，如果有的话，极有可能对原来的养老保险制度有以下几个重大调整：

　　1）雇主缴费为主，劳动者本身无需缴费（或缴费率更低）；——这样才可以扩大覆盖面

　　2）不设个人账户；——因为个人不交费，如果可以有缴费的意愿，那么可自行选择加入基本养老保险。

　　3）养老金受益率较低；——因为缴费低，不过对劳动者来说，还是受益的。

　　4）全国统一缴费率，社保机构设单独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办事部门，针对本辖区内所有有保险记录的劳动者，无论他最后居住在城市或农村。——这样跨省接续问题就没有了。

　　5）同时呢，这个办事部门应为财政拨款设立，其管理费不从养老保险基金中拨出，以防止政府部门为多收取管理费而争夺人头的现象。

　　事实上，这样一来，养老保险的原则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贡献型向普遍性转变了——只不过这个普遍的融资渠道是“用人单位”，不是政府财政。这里面大概也隐含了我所关注的制度演变当中以“叠层”方式解决新问题的渐进改革模式。当然，这项制度还是不能保障那些没有签署劳动合同，不受法律保护的劳动者。而这又关系到劳动关系正规化执行层面的问题了。不过一些同学，特别是经济学的同学们可能又要大叫企业无法承受之重鸟。我的看法是，记着一点，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上升已经是必然趋势，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一直依靠廉价劳动力保持增长，如果是一直维持这样的增长，那么增长的意义又何在呢？

　　这是我结合地方实践提出的方案，也是我认为中央政府为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可以做出的不多的选择之一。不信年底可以对比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