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日前建议，政府应当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降低企业和职工缴纳比例，企业省下来的钱就可用于给职工涨工资，职工省下来的钱就变成了可支配收入。双管齐下，劳动者收入提高的幅度就会比较明显。

    而政府对社保增加的投入，应当通过增加国有企业分红来补充。这样既可以有效解决社保资金的缺口，又可以控制企业投资规模，有利于资本收益与劳动收入的合理分配。 （8月16日《北京青年报》）

　　有数据显示，目前各地城镇职工的社保缴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加上住房公积金），大约占个人工资收入的40%。

    这个比例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中国香港和台湾）的4.6倍，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可以说，社保缴费的高比例，和每一个普通民众的生活都密切相关。近些年来，虽然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劳动者工资增长缓慢的问题，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许多企业也给职工涨薪，有的涨幅还不低，但是许多职工就是感受不到。

    现在看来，社保缴费比例过高，是直接导致民众可支配收入减少，影响民众的消费力的原因。试想一个企业员工40%的工资都将用于社保缴费，个体的消费、理财自然“捉襟见肘”；与此同时，社保缴费过高，也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以及生产技术水平的更新与产业转型。

　　企业职工社保缴费的减负工作，已成为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关键只在于如何减。一个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是，由于我国市场化改革较晚，社保缴费推行较晚，加上近年各地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保资金一直存在资金缺口，且面临逐年扩大的趋势，因此，没有配套措施，很难使职工社保缴费标准向其他国家看齐。

　　针对这样的现状，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保障工作，让更多的劳动者纳入基本社会保障范围，从而降低个体缴纳比例，缓解个人压力；另一方面，或许可以参照国际通用的做法，让国有企业向政府分红——国有企业是由国家财政资金投资建设而成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国家通常会不断给予补贴扶持，此外，国有企业中相当部分是利用垄断地位获得巨额利润，将其中一部分利润反哺社会，用于社会保障投入，回报作为国有企业出资人与股东的广大国民，也在情理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一旦个体的社保缴费比例得到有效控制，也有助于缓解社保的压力。在目前40%的数据之下，很多个体和家庭没有闲钱去购买个性化的保险，也就是说，后期保障的“重任”全部落在国家；但如果个人可支配收入能稳步提高，增加的部分投向个体投资理财，或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单一地依靠社保体系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