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使政府与企业或单位的社会管理职能本末倒置。

一般来说，凡是市场经济国家，都是社会管理政府主导型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干预或很少直接管理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加强社会事务的管理，特别是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安全环境。但是，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由于资金来源不统一，迫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企业自己办医疗，如××公费医疗门诊部、××企业医院、××学校医院。本该由政府办的事情，不得不由单位办。单位办社会的直接后果是加重了单位负担，它与单位，尤其是企业的目标背道而驰。 　　

第三，医疗保险资源分布不合理，费用负担苦乐不均。

医疗保险各分制度板块结构的特点，使政府在分配医疗保险资源上受到很大限制，医疗卫生设施部门间、行业间、城乡间的差别巨大，上海、北京、广州等中心城市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医药人才、最先进的诊疗设备，经济欠发达地区医疗设施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机关、事业单位以及企业举办的医疗机构，其医疗卫生资源供过于求，利用率低下，浪费严重。而农村的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供不应求，看病难、吃药难的问题非常普遍，农村这种缺医少药的问题，使一些地方的防病、防疫能力不断下降。以医院床位为例，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75%以上，1995年，城市医院病床占全国医院床位的52.3%，农村占47.7%，城乡医疗服务设施分布极不平衡。我国医疗保险供给是由劳动者所处的经济组织的性质决定的，医疗费用主要由劳动者所在单位进行核算。由于本单位供款、职工年龄结构、身体素质、职业病概率等差异，使单位或企业之间医疗费用负担畸轻畸重，甚至出现医疗费用不堪重负的现象，影响了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使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恶化，造成企业市场准入规则和竞争机制的扭曲。 　　

第四，医疗费用急剧膨胀，“免费搭车”现象严重。

我国城镇职工医疗属直接免费型保障，被保险人只需支付微额挂号费，就可直接进入消费领域，参与医疗保险资源的分配，其消费的数额不受限制，这就容易出现小病大治、无病也治、开大方、开人情方、一人看病全家吃药的现象。据有关部门估计，不合理的医疗费用支出约占全部医疗费用的20.3%。1978年，全国职工医疗费用27亿元，1997年增加到 774亿元，增长28倍，年递增约19%，而同期财政只增长6.6倍，年递增约11%，职工医疗费用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同期财政的增长速度。医疗消费的无节制，导致少数地方医患相互勾结、道德沦丧的情况。有的人到医院开药，到药店套现。有的处方竟能开出电视机、洗衣机等生活日用品。有的地方在医院旁边总有林林总总的药品收购小店。我国医疗费用急剧膨胀的原因，除由于药品、医疗卫生管理体制不顺而造成的以药补医以及医药生产成本上升和药品销售不规范的因素外，上述人为因素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和警惕。

第五，医疗保险覆盖面不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企业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不包括非公有制企业职工，使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缺乏基本的医疗，使这部分职工没有职业安全感，既不利于劳动结构的调整，也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