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医疗资源的短缺造就了保险公司相对于医疗机构的弱势地位。
从国际市场发育的历史来看，保险公司要想有效控制道德风险，进而遏制医疗费用和保险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必须能够介入并影响医疗费用的形成过程，至少要能够监督卫生服务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医疗机构之所以愿意让渡其医疗费用话语权，多是看中了保险公司的稳定客户群，这其中有一个暗含的前提，就是医疗资源出现了相对的过剩。
美国管理医疗体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之前笔者曾访谈过近10位美国蓝十字蓝盾牌健康保险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据他们介绍，美国保险公司对某些技术、服务的承保与否直接影响到其研发和应用，而就特定的医疗服务，医疗机构向保险公司收取的价格总是显著低于市场价格。以胸部CT为例，面对保险公司的协议价格为776美元至2586美元不等(取决于具体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的谈判能力)，大大低于市场价格3232美元。毋庸置疑，在供给相对过剩的医疗市场条件下，健康保险才有作为的空间。
眼下，由于我国医疗资源相对紧缺，医疗机构特别是以三甲医院为代表的高级别医疗机构并不需要担心“客源”的问题；而商业医疗保险市场又十分弱小，整个行业一年的赔付额还不足全国医疗费用的1%，这样的市场所提供的“客源”，显然不能为保险公司增加足够的谈判筹码。在脱离了保险公司管控的道德风险面前，医疗成本自然也难以控制，保险公司只能把业务重点集中在定额给付型险种上，不敢多做与实际医疗费用挂钩的补偿型险种。
都说健康保险复杂，它复杂就复杂在必须涉及医疗服务的提供方。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如果在医疗管理机制、运行机制、投入机制、价格形成机制、科技和人才保障、信息系统等方面的改革不能取得重大突破，医疗资源相对短缺的局面就很难扭转。又或者说，等新医改方案确确实实见了实效，健康保险也就真正见到了发展的大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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