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拉保险的吧？没利益、没提成你一遍遍地跑来找我们干什么呢？”工作人员王春燕常听到这样的质问。
义工彭菲一大早去某学校收费，却被学校负责人挡在了校门外，这位负责人对家长和学生说：“今天先收商保。”
保定市红十字会过去有一笔30万元的培训收入，现在都贴到了少儿医疗互助金上。互助金管理办公室的4名正式工作人员都是财政开支，义工们只能领到微薄的补助。少儿医疗互助金的办公地点和设施是一家银行免费提供的，办公电脑则由北京一家公司赞助，宣传品由定点医院印制。
虽然义工热情很高、学生家长也很期待，但推广并没有想像中的顺利。保定市区的中小学生和散居儿童有近20万人，目前只有2万多人参加了少儿医疗互助。相对于北京85%和上海近百分之百的参保率，尚有不少差距。
“从长远来看，只有盘子大了，保障才安全，少年儿童的绝大多数都在学校，这项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关键在教育部门。”杨金凌说。
部分学校对此有顾虑，有的怕顶上乱收费的嫌疑，有的是因为要牵扯很大精力，而少儿医疗互助管理金办公室又没有资金补贴他们的劳动。
“我们没有行政部门的权力，没有商业机构的利益，只能靠爱心靠耐心来慢慢推进。”杨金凌有些无奈。
还有一些人对少儿医疗互助金持观望态度。他们认为，正是看病贵、社保机制不健全催生了少儿医疗互助金这一事物，少儿医疗互助金能否抵御医疗机构的大处方、高价药？杨金凌认为这确实是一道现实的考题，“这项工作能否有持续性关键在卫生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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