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令喜告诉记者，患者看病费用经新农合、医保报销之后承担的费用超出其家庭一年总收入的，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一般家庭能给予最高7000元的救助，而五保人员最高能给予1万元的救助。对于孔兵一家三口严重烧伤的特殊遭遇，4月12日民政部门又给予了孔兵一家5万元的救助金。“另外，今年民政部门针对34种疾病启动了特大疾病救助，对于花费特别大的家庭，第一次救助之后，承担的费用仍然达到5万元以上的，可以申请二次大病医疗救助，报销比例最高可以达到30%。”殷令喜表示，目前济宁市民政部门的医疗救助已经实现了城乡一体化覆盖，去年大病医疗救助的人均救助标准达到了4400元，救助病人1万多例。

　　“事实上，大病患者是一个群体而并不是个例。”殷令喜告诉记者，每年济宁市光白血病、尿毒症等疾病患者在1500例以上，花费最少五六十万元，而恶性肿瘤的患者更是高达1万多例，这些还都是能掌握到的情况，而实际人数肯定远远高于这些数据。

　　“近年来，尽管新农合及医保的报销比例、人均筹资标准等也不断提高，但是短期内还达不到很高的水平，尤其是大病医疗救助的范围和金额也都有限。”殷令喜认为，对大病患者的救助不是任何一个部门能单独承担起的重任，最关键的是通过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来解决这些问题。例如，在药物管理方面，医院用药应该更加规范，对于一些价格高昂又非必要的药物应该有所限制，否则医药花费高的问题很难解决，患者的利益难以得到保证。

　　“孔兵们”的不幸

　　需要制度保障

　　孔兵一家近80万元的治疗花费，绝大部分来自社会好心人的捐助，卫生及民政部门有限的救助显得杯水车薪。面对如此高额的医疗花费单纯依靠相对感性的社会捐助，虽能解一人一事之困，终究不是能适用所有人的办法，怎样让如孔兵一样在事故、疾病中遇到困难的人得到制度上的保障，才是更应该思考并着力解决的问题。

　　眼下孔兵一家的治疗已近尾声，相关部门更应该主动考虑，孔兵一家人接下来的生活怎样得到保障。如果仅仅是给予一月几百元的“低保”，生活步履维艰不说，随着孩子今后上学接踵而至的不菲花费更会让这个家庭不堪重负。

　　孔兵一家的遭遇并非个案，这个群体面对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难题，这需要随着医改的深入来解决。此外，关于这部分人出院后如何保障生活，也是对我们现有的社会保障体制提出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