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断完善作为第一支柱的强制性医保制度的同时，我们还应大力发展第二和第三支柱作为补充健康保险，以防止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等群体因病致贫。邓婉茹仅在一年里的11次前期化疗就已花费了20多万元，而随后的骨髓移植手术还需花费30多万元，其家人为其治病已将他们的房子以12万元的低价卖了出去，全家为此都陷入了经济拮据的困境。众所周知，像这样的大病即使参加了医保，也不能完全消化其医疗费的负担，一个家庭出现一个这样的患者，全家人就会面临着陷入绝境的极大风险。

　　其实，强制性的基本社会保险只是一个底线保障，只能解决一些基本的医疗保障项目，为了抵御和防止员工的健康风险，我们应将目光转向医疗健康保险的第二支柱或第三支柱。

　　目前，我国的第二支柱里，只有养老补充保险相对比较发达，但也是刚刚建立起来，对广大企业员工和农民工来说，企业医疗补充则基本还谈不上。这就提出了一个制度挑战：国家应将企业补充医疗健康保险的建立纳入到“大医保”的概念之中来。在这方面，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国际上看，就拿医疗保障不甚发达的美国来说，其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率是雇主和雇员各1。45%，但只能在到达65岁之后才有资格享受这个“医疗照顾”保险项目，在此之前，他们的健康保险主要是企业雇主与雇员共同建立的商业健康保险。正好这几天笔者的一个美国大学医保专家来京讲学，据他介绍，他们这个大学同时购买了三个公司的健康保险，即Delta牙医保险公司、一个综合保险公司和一个“健康维持组织”（MHO）；每月从个人工资中合计扣除大约70-80美元，校方需为每人每月缴纳300-400美元，个人与校方的缴费比例大约是20：80左右；而保险待遇条件却非常令人满意，例如从每年固定三次洗牙等其他门诊，到耗费上百万美元的大病绝症，所有的住院和手术等费用，基本都是报销的，只是有些特殊用药需要个人负担一定的比例。他举例说，一个员工不小心把脚崴了，不仅治疗住院手术全部免费，而且就连后期几年里穿的软底保健鞋都是报销的。

　　邓婉茹事件和上述这个美国教授的介绍告诉人们，我国医保制度应走多支柱的道路，其中第一、第二和第三支柱各自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补充医疗保险也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对此，国家有关部门应给予一定的税优支持政策，而作为第三支柱的商业健康保险的潜在市场是非常大的，无论是保险深度还是密度，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都有较大的差距。

　　4月，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管林根亲自上网发帖，呼吁挽救曾于2005年被评为第二届优秀外地来深建设者之一、不幸患上恶性淋巴肿瘤的邓婉茹；这件事立即引起了网民的热烈反响，各种媒体纷纷表达对邓婉茹的关爱之心，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捐助也很快就突破了30万元。对此，人们在为遭遇不幸的邓婉茹终获热心人救助而欣喜的同时，也再次引发了对于我国怎样才能进一步完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深层次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