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建立健康档案。保险公司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系统为健康险客户免费建立完整的健康信息档案，包括个人的健康状况、家庭病史、诊疗历史、投保索赔情况等，并将其上传至国际互联网上，客户、保险公司和医院可以随时随地查询权限范围内的健康信息。这样不仅可以使保险公司全面掌握每个客户的详细健康状况信息，最大限度地降低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而且也便于保险学、医学研究人员从健康档案中获得全面详细的数据和参考资料。

　　第二，参考美国“健康管理”模式，引入管理式医疗保险。管理式医疗保险的核心是通过健康保险参与三方中的某两方联合，将三方参与简化为两方参与，从而简化复杂的利益冲突关系，最终达到控制医疗费用过度增长的目的。国际上比较典型的管理式医疗保险有两种，一种是首选医疗服务机构或优先供给者组织（PreferredProviderOrganizations,PPO）。这是美国新兴的一种健康保险组织，代表投保人的利益，针对医疗服务收费与医院或医生进行价格谈判，最终选择同意降低收费价格并愿意接受监督的医院或医生签订合同。由于PPO按服务项目收费，一般将医疗服务价格降低15%左右，并且被保险人可以自由选择医院和医生，因此，自推出以来大受欢迎。另一种典型代表是美国的健康维护组织（HealthMaintenanceOrganization,HMO）。HMO开办自己的合同医院及招收医生，直接为参保人提供医疗服务，将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和医疗保险经费的出资者合二为一。据调查，在美国实行HMO的地区医疗费用下降约25%，成效显著。在我国，管理式医疗保险的探索已经起步，如健康保险公司同医院签订合同，但双方联盟深度显然不够，我们可以进一步借鉴国际成熟经验，加大双方的相互渗透，如允许保险公司参股或投资医疗机构等方式，使两者从更深层次上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以有效遏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上涨。

　　第三，引入成本分担机制，主要包括引入共付额或共保率、起付线和封顶线等。实行成本分担机制使得消费者（患者）部分承担了经济损失的风险，从而提高了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因此提高共保率将会降低患者过度消费医疗保健服务的倾向，从而降低健康保险的成本。设定共保率和起付标准的方式很早就在美国被普遍采用，如很多健康险机构规定，按就医时序每季度有25美元的初始医疗费用不予受理，25美元以上的部分只受理80%。

　　医疗保险涉及保险、医学两大领域，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十分严重且难以控制，显然仅靠道德约束和节约意识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有必要建立合理的约束和控制机制。但要注意的是，控制的目的不是绝对的减少医疗费用支出，而是适当的满足人们的医疗需求，减少医药资源的浪费，更好地保障人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近年来，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增长较快，但保险密度和深度却不尽人意。何以致此？笔者认为，道德风险因素为其中一个主因，并对其主要表现进行了剖析，进而参照国外成熟做法提出了解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