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信托文化缺失，法人受托机构无法有效履行受托职责。我国《信托法》是从2001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

可以说，中国是一个缺少信托文化的国家，这种信托文化的缺失使委托人不会完全信任外部的法人受托机构，从而选择四类管理人的工作完全由委托人包办，受托人则没有太多的发言权。这显然与我国企业年金的信托制度安排相悖。

按照制度安排，受托人应处于核心的地位，选择账管、托管和投资三类管理人是受托人的职责，但却由于我国信托文化的缺失，使得法人受托被空心化和边缘化而无法有效履行职责。

第三，缺少配套的税收优惠措施，企业和个人参加年金的积极性不高。对企业而言，企业缴费部分的税前列支比例为5%，远低于国外的优惠比例。

而对非国有企业，这样的税优是没有吸引力的，建立年金的积极性不高。目前，非国企建立的年金规模约占市场的10％左右；个人缴费部分，2009年底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694号文，规定了个人税优的TEE模式，而不是被业内和学术界广泛呼吁的EET模式。

尽管此规定有一定的优惠，但仍与人们的预期相距甚远。长江养老对上海中小企业年金市场的调研显示，该文出台后，由于税收优惠不明显，中小企业建立企业年金的意愿明显降低。

第四，集合计划的政策不明朗，影响了中小企业建立年金的积极性。集合年金计划管理办法迟迟未获得主管部门的批准，

尽管市场上有针对中小企业的集合计划产品，但因没有正式获批而不能直接进行股票投资，收益水平明显偏低，从而影响中小企业建立年金的积极性。

由此可见，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要更好地发挥企业年金在三支柱体系中的作用，弥补其短板，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和完善：

首先，从国家层面立法，制定适合国情的养老保障法或养老金法。鉴于在各主管部委之间进行政策一致性的协调，其工作难度大、周期长，

建议将养老金管理上升到国家层面进行立法，统一各部委的相关政策法规，提高企业建立年金的积极性，促进企业年金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

其次，提高企业缴费和个人缴费部分的税收优惠力度。目前，国家规定5%的税前优惠不能有效地解决企业的中人问题，建议将企业税优提高到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