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他也大倒苦水：一旦出现医疗效果不佳等问题，政府、家属都要找医生的麻烦，医生必须为自己举证方可免责，因此宁可为病人多做检查、用进口药也不去省钱，因此越是重症，医疗费用越是降不下来。

　　救助大病儿童 政府如何作为

　　小碧心的手术费用是50万元。“50万元对于一个贫穷家庭来说就是家破人亡。如果广州市每年新增的300个癌症儿童每个都需要50万元，加起来是1.5亿元。中国的GDP已经达到世界第二，1.5亿元对于政府财政来说，多吗？”主持人马志海问。

　　微基金发起人梁树新说，自己经常在微博收到大病儿童家长的求助信，但他不可能帮得了每个人。梁树新认为，政府应该是给予孩子基本医疗健康保障的“第一责任人”，探索建立儿童大病医疗救助的“广东模式”迫在眉睫。

　　崔伟雄提出，上海、天津都已经出台了儿童大病救助相关政策，而在广东，仅广州市政府2012年财政支出预算的“其他”一项就将近70亿元，政府也理应有所作为。

　　面对来自民间的这一紧迫诉求，在场的广东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处处长周惠明回应，政府近年来也在开展工作，推动社会福利体系建设，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大病医疗是社会保障的问题，而非救助的问题。政府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如一些国家好。改革开放30多年，国家是时候也有能力解决公民治病的问题了。”

　　民间可以做些什么

　　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如何发挥作用？现场讨论认为，政府应该进一步解除对于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发展的束缚，鼓励其分担社会管理责任。

　　中意人寿广东省分公司总经理舒桦提出，碧心的父亲应该在孩子生病之前就购买相关保险。据她介绍，每月花几百元买儿童大病险，最高保额可达20万元。但她的提议在现场即遭到质疑，因为即使是每月几百元，贫穷家庭也无力承担。

　　“越需要保险的人越买不起保险。”马志海说，保险企业参与重疾救助需要制度设计。

　　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常务理事申曙光认为，面对儿童大病医疗救助问题，个人、家庭与社会力量都是有限的，还是需要以国家保障为基础。

　　周惠明为讨论作结：“政府、社会个人在医疗问题上负有共同的责任。孩子得重病，家长要负责，国家要对重症公民负主要责任，而社会也要形成慈善捐助之风，共同投入公民的重疾救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