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在接触刘林林这个个例的时候，侯露委员曾跟林林的母亲说起0~6岁残疾儿童康复工作可以帮助她的女儿恢复大部分的听力，甚至有治愈的机会时，林林的母亲急忙追问康复费用。“当我跟她说一个助听器大约需要2000元时，这位满怀希望的母亲瞬时低下头去。”

　　“他们不是不愿意给孩子治疗。”侯露委员说，“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难以支付相对高额的康复费用。”

　　早在2003年，就有广东省残联干部、人大代表及法学专家联合提出议案，为该省8万学前残疾儿童争取义务康复而大声疾呼。《广东省学前残疾儿童义务康复方法(草案)》于2005年进入论证和修正阶段，拟对学龄前残疾儿童进行免费的治疗康复和救助。与此同时，政府相关部门也率先在全国提出了2012年实现全省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的目标。

　　而在山西省，从2010年开始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医疗救助工程，无疑也给该省无数残疾儿童的家长送去了希望。

　　侯露委员认为，广东、山西等省已经为解决残疾儿童康复工作提供了好的“范本”―――这些省份的康复机构利用国家项目的资助，对残疾儿童实施了早期康复，平均每人每年投入康复救助资金1万元左右，经过康复训练，相当一部分儿童在学龄期已能与健全儿童一样，同步迈入普通学校接受教育。

　　“因此，我建议将0~6周岁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费用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范围，为残疾儿童能够得到持续系统的康复训练提供长期的政策制度保障。”侯露委员将“加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作为提案之一，建议相关部门制定统一规范的各类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流程、康复评估标准及项目收费标准。同时，将0~6周岁贫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纳入民生工程。

　　“接受康复治疗之后的他们，将来同样也可以成为国家的建设者，这样不仅减轻了残疾儿童家庭的负担，更是社会文明进步和发展的体现。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侯露委员的话掷地有声。

　　董协良委员：解决儿童看病难首需补医生缺口

　　挂号要排队，候诊要排队，输液要排队――带孩子去儿童专科医院就诊，对于绝大多数家长而言，是一个备受煎熬的艰难历程。

　　有数据显示，我国儿科医生在15年内仅增加了5000人，儿科医生缺口逾20万人，儿科医院仅占医院总数的0.52%。中国每千名儿童的儿科医生数约为0.26；此外，中国儿童平均就诊约每年3～5次。

　　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3月4日说，显然，包括儿科医生、儿科床位等在内的儿科资源相当紧张。而儿科医生工作忙、风险大、不赚钱是综合医院缩减儿科科室和病床的主要原因。

　　目前，全国共有60余家儿童专科医院承担着培养儿科医生的功能，但因本身已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因此每年每个医院仅能培养儿科医生30名左右，全国每年仅能培养出1800名左右的儿科医生，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建立儿科医生培养机制。

　　他在提案《解决儿童看病难政府当有为》里提出建议：目前状态下，亟待制定长远规划、出台一些倾斜性的政策、建立相关机制来破解儿科医生少的难题，儿科发展建设应列入“十二五”规划。他还建议，儿科医护人员的收入不能与科室效益挂钩、要与工作量成正比，医院的政策应该向儿科倾斜，提高儿科医生诊疗费和护士的护理费，增加医院的人员编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