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情形下的中国，将面临三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是未来谁来种地？谁来养活中国？很显然，现有的以名义上的集体所有为标志、不能进入现代金融和城乡自由市场的农村土地和农房制度已经不适应现实发展需要，不仅对农民利益造成了现实侵害，而且也成为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的障碍。
二是城市将以什么样的制度和心态迎接农民进城？是沿袭以往歧视性的城乡二元户籍制，使农民工成为收入等全方位与城市工人差距甚大的二等公民、使农民工及其他流动人口的后代成为受歧视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在城市埋下仇恨和“低素质”的种子，还是改弦更张，通过制度创新，在全国范围内谋求公民的平等与正义？
三是对未来的人口政策构成了挑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翟振武介绍道，我国自1973年施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从6下降到1978年的2.6；进入1990年代，生育率下降至1.8；2000年至今，人口生育率已下降到1.65—1.7。而且，该趋势很可能还会延续下去。（8月19日《生命时报》）数据显示，上海、北京等城市人口生育率达到了极低生育率的水平，几乎到了1以下。这比发达国家的生育率还要低很多，如日本和德国都是1.4，美国为2.1。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持续下降。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 0-4岁的人口只有6897万，仅相当于10-14岁人口的一半左右，下降速度极为惊人！中国也许将很快面临“未富先老”的局面。人口出生率的急剧下降，与中国的城市化同步。即使完全改变现有的计生政策，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也无法避免。无疑，这给我们的人口与生育政策提出了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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