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试点自2009年末正式实施以来，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截至今年5月初，参加试点的27个省区中已有5199万人参保，占试点地区16周岁以上农村人口总数的78％。根据中央的部署，今年“新农保”的试点范围将扩展至全国23％的县，以后每年逐步扩大试点，争取在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所有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

　　尽管“新农保”的试点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然而，其中也暴露出一种不太好的倾向，那就是个别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新农保”的参保率，变相强制农民参保。

　　地方政府追求提高“新农保”的参保率，这当然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新农保”是新时期我们党和政府为了实现农民“老有所养”所出台的一项制度性保障。它的出台，有助于促进农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有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有助于化解农村社会中的各项矛盾。特别是相对于“老农保”，“新农保”有两个重要的制度创新：第一，实行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养老待遇；第二，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办法，地方政府对农民缴费实行补贴。这两个制度创新也使得“新农保”能够比“老农保”为农民提供更好的养老保障。因此，积极推进“新农保”，不断扩大覆盖面，是我们党和政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重要表现。

　　“新农保”固然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惠民工程，但在“新农保”的推进过程中，我们却不能过于追求参保率，强制农民参保，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农民养老保障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众所周知，受到儒家文化的传统影响，家庭养老模式在我国农村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养儿防老”、“土地养老”等思想在农村很多地区至今还很盛行。“新农保”所确立的是一种具有互济性质的社会养老保障模式，它与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要说服社会保险意识还很淡薄的广大农民在短期内都参与到“新农保”中来，并不现实。

　　第二，上世纪90年代我国所推行的“老农保”给许多参保的农民留下了“参保还不如自保”的印象。虽然“老农保”的筹资模式在名义上采取“以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补政策扶持”的方式，但是在实际中却变成了农民自己缴费养老，而集体补助和政府扶持严重不足，结果挫伤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不仅如此，“老农保”还存在着基金运行等其他方面的问题，并最终陷入停滞阶段。因此，“老农保”的这些经历难免不对农民参加“新农保”产生负面影响。面对目前正在试点的“新农保”，部分农民或存有抵触心理、或持观望态度，也都在情理之中。 第三，尽管“新农保”在筹资上明确了政府资金投入的原则和要求，特别是加大了中央财政的投入力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个人不需要缴费。另外，虽然“新农保”制度确立了“保基本”的指导原则，农民可选择的缴费标准也可高可低，但是对那些特别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说，即便他们选择了“新农保”中的最低缴费标准，也可能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较大的经济压力。

　　总之，搞“一刀切”，盲目要求所有农民都参加到“新农保”中来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如果地方政府忽视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为追求“新农保”的参保率而强迫农民参保，不仅会损害农民参保的积极性，甚至会使农民产生不满和抵触情绪，最终影响“新农保”试点范围的扩大进程。

　　那么，如何才能在农民自愿参保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扩大“新农保”参保率呢？这就要求我们强化“新农保”的激励机制建设、加强宣传和教育普及、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诱导和吸引更多的农民参与进来。

　　强化激励机制建设。“新农保”明确和加大了政府的资金投入力度，这既是“新农保”相对于“老农保”的基本特征，也是“新农保”的激励机制之所在。如果政府能够严格确保和落实相关资金投入，让农民看得见和摸得着“新农保”所带来的实惠，他们参保的积极性自然就会调动起来。比如，从试点的情况来看，一些地区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向上或向下增设了缴费标准，增加了农民参保的选择自由。还有一些地区出台了缴费年限较长的激励性补贴政策，从而激励农民长缴多得，这些都提高了农民参保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