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社局相关人士曾在年初透露，30万外地农民工将在2013年进入北京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而此前一年，北京医保已吸纳了约170万农民工。

　　将外来就业者纳入医保，客观上使北京面临的巨大收支平衡压力得以缓解。外来就业者年龄结构较轻，兑付高峰尚未到来，现行户籍制度还将导致相当一部分外来人员退休后回到家乡。

　　上海也在2011年采取了类似举措，即将年龄结构较轻的外来就业人口纳入医保。这年7月，275万外来从业人员进入上海医保，当年基金收入增长约27%，统筹基金拥有了近300亿元的结余。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外来人口与上海户籍人口比已达2：3，因此，虽然外来人员综合保险的筹资水平很低，但资金总额相当可观。

　　不过，随着“扩面”工作的基本完成，基金的增量部分将越来越少。专家指出，参保人员结构老化对基金支付和收支平衡的压力很大，在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以及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出的地区，城镇职工医保基金将难以承受。

　　医保改革全国试点、江苏镇江的人社局医保处王翔透露，当地的供养比（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的比例，该数字越大说明参保人员结构越优化）不到2。1（江苏全省的平均数3。27）。此外，有统计显示，目前退休人员的平均医保基金花费是在职人员的三倍。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可通过吸纳年轻的外来就业人口暂时缓解医保支付压力，但这种做法只是利用大城市的资源优势，转移了代际矛盾，而不是将之消解。种种“控费”手段，虽可缓解眼前的赤字压力，却无法解决医保结构性问题。

　　福利化色彩过重影响运行效率

　　一面是医保筹资比例已近天花板，另一面是民众不断释放的医疗需求。日益尖锐的矛盾之下，如何保障医保基金使用的效率和公平，遏制医保福利化色彩成了政策制定部门考虑的重要问题。

　　此轮医改，强调政策和财政投入对民生倾斜，医保政策的目标逐渐转变为“降低个人医疗费用负担”和“病有所医”，保障水平和保障范围都迅速加码，福利色彩增强，使其逐渐偏离了最初的“保大病”“防风险”的功能定位。有专家指出，整体而言，医疗保障目前仍处于不足状况，但局部已经出现保障水平过高、范围过大迹象。

　　在保障水平高的北京，个人就医自付的实际比例已经降至约20%的水平。在重庆，2013年，城镇职工医保住院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和城乡居民医保在二级及以下医院住院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分别达到了82%和75%。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指出，当参保人个人负担医疗费用的比例低于25%时，约束力过弱，参保人就会倾向于过度使用医保基金。

　　保障范围同样显现出福利化倾向。按照北京市医疗保险协会此前的一份报告，由于北京地区扩大了中医药的报销范围，同时提高了报销比例，“导致一些"吃不好、吃不死"的药物，"有用，但效果不确定的"药物使用量大增。”目前中药在北京医保范围内药品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40%。

　　中国医保制度的建立是用来替代以前劳保和公费医疗制度。虽然概念上医保基金“不是政府的钱，而是参保人的钱”，但实际仍由政府管理，政府经办，并未实现社会化。有专家认为，这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性医疗保障“并无本质区别”。

　　福利色彩增加进一步加大了医保收支平衡的财务压力，不利于医保的可持续性。有专家担忧，中国人“未富先老”已成事实，年轻人群的抚养负担沉重，并无大规模发放福利的经济基础，医保福利性增加将使其可持续性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并激化代际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