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研究中提到，财政部官员透露，银行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户手里，最富有的10%家庭与最贫穷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超过8倍。

　　在他们对北京居民的调查中，有39。4%的被访者认为目前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很严重，近半数人认为比较严重，只有不到1%的被访者对此评价为不严重。

　　有专家认为，城市收入差距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常住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的社会保障没有得到解决。

　　“非户籍人口占的比重大了以后，城市的收入差距相对就比较突出。这部分常住人口的社会保障没有得到解决会产生很多问题，这需要一个过程去解决。

　　相比较而言，小城市还比较容易解决，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控制人口的增长等方面就比较难解决。”

　　汪玉凯说，剩余劳动力留在城市或者已经适应城市生活的一种社会形态，但是不具备城市的身份，没有基本社会保障，这样就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对此，李强认为，城市收入差距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公平公正的高收入是不会激发社会矛盾的，目前激发社会矛盾的主要来源是一些侵占百姓利益、腐败等不正当途径的'致富'，这种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激化了矛盾，最近受到关注较多的仇官问题就是很好的体现”。

　　建设公正合理决策机制

　　公开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随着国家GDP的高速增长，人们更为关注普通百姓在多大程度上享受到改革的丰硕成果。今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义，并提出要规范分配秩序。

　　此外，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还提出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调查数据显示，半数以上北京居民期望能提高个税起征点。”陈珊对记者说，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城市市民收入，需提高公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提高财产性收入在收入中的比例，居民收入增加将增强其生活的满意度，并减少不满等负面情绪。

　　如何减小因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而引发的犯罪率增高等“城市病”？张树青建议，应当着眼于探索建立流动人口的心理疏导机制、促进流动人口心理由“消极放纵型”到“积极乐观型”转变。

　　李强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在城市里，扩大就业是核心问题。此外，以往的研究证明，一个国家的平均教育水平与收入差距是反比例关系。

　　所以，提高基础教育水平可以缩小收入差距，随着全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社会最终将会步入“橄榄型”社会结构。同时，解决收入差距也不能忽视民间的力量，即广泛的慈善事业也是调节贫富的重要渠道。

　　汪玉凯则认为，缩小城市收入差距，从长远来讲，需要解决城市非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基本教育、就业保障。外来人口进入城市拥有这些保障后，生活状况会逐渐好起来。

　　“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某一个政策就可以奏效的，而是需要一系列的对策。”李强说，改变这种情况需要改革制度，使其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首先需要从建设公正合理的决策机制入手，探索能够真正代表公众利益的合理的决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