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对延迟退休年龄的各种声音中，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没有参加养老保险改革的现状进行攀比，进而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甚至认为，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本来就没有参加养老保险改革，他们不用缴费，但养老金水平却高于企业一倍以上，如再让企业工人延迟退休年龄，这显然是公共部门在寻租。

　　出于对退休“双轨制”和碎片化的强烈不满，反对延迟退休年龄的言辞十分激烈。表面上看，延迟退休年龄涉及的只是个人的切身利益，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制度没有较为直接的相关性，但是，互联网上出现的一面倒的反对理由均来自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双轨制”。由此看来，延迟退休年龄的改革阻力不是来自提高年龄本身，而是更多地是来自对社保制度的不公平和改革的“碎片化”的愤慨和无奈。

　　回顾总结近年来社保改革受阻的深层原因，我们看到，制度“碎片化”仍是当前深化改革的大敌，是当前社保制度存在的一个“软肋”。未来，机关和事业单位有可能成为社保制度的一个改革前哨，“双轨制”有可能成为所有反对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第一个屏障。换言之，对社保制度碎片化和多轨制造成的社会不公及其社会不满情绪，将会代替任何的理性改革，即社保制度的公平性没有解决，其他任何改革都会被搁置起来。

　　《经济参考报》：既然我国社保制度存在这些问题，那么您认为下一步改革的主要目标在哪里？

　　郑秉文：毫无疑问，由于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和当期每年扩大覆盖面导致的基金增量，养老保险制度的当期支付能力较强，近年来每年的制度收入都大于支出，延迟退休年龄的压力似乎不是很大。但是，中国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仅为15年，还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退休年龄平均比发达国家晚10多年，而寿命预期仅小2-4年；所有这些制度参数毫无疑问都将告诉人们，长期来看，这个制度的财务风险是巨大的，不可持续是必然的，调整参数是必须的，而提高退休年龄则是唯一可行的。人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可能永远是10%，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也永远不可能是20%～30%，各级财政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转移支付也不可能永远像现在这样不讲代价、不讲预算决算，尤其是，希腊的教训说明，任何国家基本养老制度的最终出路均来自自我平衡机制，在人口老龄化面前，这个自我平衡的一个重要“杠杆”就是在退休年龄与人口寿命预期变化之间“楔入”一个固定的联系机制。

　　根据联合国(微博)的预测，中国男女平均寿命预期到2020年是74.7岁(发达国家是78.8岁)，2040年是77.9岁，2060年是80.3岁。为了适应未来人口寿命预期的提高，十几年之前发达国家就开始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他们或是在既定现收现付制下提高退休年龄，或是通过引入个人账户和建立积累制，改变制度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应对老龄化的压力更大，其途径无非是微调退休年龄这个参数，在制度设计上要增加相应的激励机制，以达到鼓励提高退休年龄的目的，或改变制度结构，建立“真实积累制”或“名义积累制”，二者都能达到最终让何时退休成为个人退休决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