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也显示，2009年，中国贫富收入差别达到将近1∶13。在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47，在所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接近于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水平，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林毅夫也表示，尽管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且潜质巨大，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贫富差距仍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在中国众多的不平衡当中，最关键的不平衡首先是收入的不平衡。

　　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以来，提高劳动者收入，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成了最热门的民生话题。在全国，今年已有20多个省区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而随着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在各地逐步推开，新一轮“涨薪”热潮涌动，多年来增长缓慢的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报酬开始有了明显增长。

　　降低社保比例有利收入分配改革

　　然而，工资成本的快速上涨也使那些利润空间狭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承受着巨大的经营压力。浙江、广东许多中小企业主均表示，企业发展离不开职工的努力和奉献，企业效益增加了，给职工涨工资是应该的。但是，很多中小企业没有核心技术，生产的大多是低附加值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利润空间很小。直到现在，全球金融危机对许多出口导向型中小企业的负面影响依然没有消除，更何况美国发布的最新经济（310358，基金吧）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正在加大，因此对许多国内中小企业来说，企业维持生存尚且困难，再给工人涨工资确实是力不从心。

　　显然，目前正在酝酿中的收入分配改革计划在具体层面上仍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工人收入偏低，增加他们的收入已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如果一味要求企业涨工资又会加大企业用工成本，影响企业的竞争力。而一旦企业经营发展不好，职工增加收入就成了无源之水，不仅难以持续，甚至保“饭碗”都会成问题。

　　也就是说，在税收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单靠给职工涨工资，难以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反而可能减慢就业的增加速度，并拉大就业人群与失业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企业利益（保就业）和职工利益（增收入）之间会存在“跷跷板”效应。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而在白重恩看来，达到这个平衡点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负，尤其是降低社保缴费比例。

　　白重恩说，目前老百姓缴纳的“五险一金”中，只有住房公积金在买房的时候可以拿出来花花，其他五金平时都无法变成可支配收入。所以政府应当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降低企业和职工缴纳比例，企业省下来的钱就可用于给职工涨工资，职工省下来的钱就变成了可支配收入。这样双管齐下，劳动者收入提高的幅度就会比较明显。

　　化费为薪为企业减压解困

　　从微观上看，现在不少企业缺乏涨薪积极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加薪的附加社保成本太高。如果社保缴费基数与工资同步增长的话，则每增加员工1。32元的可支配收入，就要另外增加1元的社保费。因此社保缴费比例与工资同步增长的情况往往出现在大型国有企业，增加社保缴费基数甚至为员工缴纳额外的补充养老金和公积金，成为企业给员工提供的额外福利；而在民营企业，老板为员工每多付出一分钱，就意味着自己的利润少了一分钱，加薪自然要加在刀刃上，社保缴费这种自己付了钱员工也不见得能得到多少实惠的支出显然是老板们最不愿意买单的。因此才出现了上文中小董这样的只加薪水不加社保缴费的情况。

　　不过小董的情况还算好的，由于企业的社保负担太重，反过来会导致有些企业会千方百计规避正式劳动合同，千方百计逃避给员工缴哪怕是最低标准的社保。如此一来，社保缴纳额度高，原本是为了保障员工的福利，到头来反而成为损害员工福利的工具。很多员工不仅没有得到社保待遇，反而不断地被企业“临时工”着，拿着最低的临时工工资，丝毫社会保障都拿不到。

　　这些现实情况都说明，企业主受到的税收、社保以及市场竞争的压力大于员工涨薪的压力。而要为企业减压解困，除了减税，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低社保缴费比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