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希腊正是由于政府背负过高的基本养老等福利而深陷债务危机。
平安养老保险的研究表明，2007年希腊基本养老金替代率达95.7%，企业年金参与率仅有0.2%，而与希腊人口差不多的荷兰，企业年金的参与率高达69.3%，最终结果是两国民众享受的实际退休水平大致相同，而荷兰的政府公共养老金支出则远低于希腊。
“走过了养儿防老时代的中国，养老体制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发达国家中，政府养老占的比例并不高，是靠商业保险的补充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应该提早规划，未雨绸缪。”大都会人寿中国首席执行官贝克俊接受《经济参考报(微博)》记者采访时表示。
不过，在中国，企业年金似乎成了少数人的消费品，做年金的企业以盈利优厚的央企和国企为主，被戏称为“富人俱乐部”。中小企业由于资金规模较小，几十万甚至几万元的年金总额，投资渠道较窄；养老险公司则出于管理成本的考虑，视之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此前的调研数据显示，我国企业参与年金计划的比率仅为1%，且绝大部分是中央和地方有实力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要分布在交通、通讯、能源、金融等垄断行业，中小企业基本上被排斥在外。
以我国最大的养老险企业平安养老为例，其主要成功合作年金计划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石化、中石油、国家电网、一汽大众、红塔集团、联想集团、海尔、秦山核电等明星企业。
同时，中国养老金资产收益率过低也在蚕食着中国人的“养命钱”。
中国的养老金每年都面对着巨大的利差损，养老金规模上每年增长10%，年均收益率仅为2%，远低于CPI的增幅，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的5年年金年均投资回报率却达到11.43%。这意味着在基本养老基金占比巨大的结构下，我国的养老金的贬值风险巨大。
“中国式养老是储蓄性养老，而不是投资性的养老。在养老金储备总量中，不能仅靠缴费缴出来，而是要靠投资滚动利用复利的原则增值出来。”中国平安养老保险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杜永茂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强调，养老保障体制的失衡是中国养老金储备严重不足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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