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功成：当前养老保险的财务状况总体良好，有三组数字支撑：一是国家审计署2012年对全国社保财务的审计报告，2011年全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5603.58亿元，比2005年增长243.51%；支出11425.64亿元，比2005年增长224.05%；2011年底该基金累计结余18500.41亿元，比2005年底增长413.40%。二是人社部公布的2012年全国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状况，当年总收入19693亿元，总支出15502亿元，结余4191亿元，累计结余达23667亿元。三是财政部在2013年“两会”期间向全国人大提交的社会保险预算报告，2013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3.28万亿元，预算支出2.79万亿元，结余4915亿元，年末滚存结余40943亿元，其中，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构成这一巨额结余的主体部分。上述数据已清晰地反映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财务状况良好。我不理解为什么媒体与公众不关注这些信息，却偏偏对所谓的养老金缺口如此感兴趣。有人说这种结余中有财政补贴部分应当扣除，这是不懂社会保险制度常识所引起的，因为这一制度在德国产生以来就是由政府分担责任的，何况我国的财政补贴事实上还只是对计划经济时代必须负责到底的中老年职工的历史欠账的一种补偿。

　　记者：未来养老金预期是怎样的？

　　郑功成：我在2007年主持“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项目研究时，曾组织过相应的测算，在综合考虑多种影响因素的条件下，我们在当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2030年前是基金持续结余的时期，而到2030年后则会出现年度缺口，但前期的结余足以再支撑10年以上的收支平衡，再往后则需要动用战略储备基金，但并不存在巨大风险。一方面，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退休人员会持续增加，养老金的支付规模也会持续扩大，在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形下，最终当然会出现收不抵支甚至缺口越来越大的局面。另一方面，影响养老金收支的因素也必然会发生重大变化。例如，在未来数十年间，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必定持续提高，财政收入会持续增长，养老保险费伴随工资增长也必然会持续增长，退休年龄到2030年可能会发生变化，再加上已经建立的社会保障战略储备基金与不断做实的个人账户，以及庞大的国有资产与土地收益可以作为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物质基础，这些都是有利于维护养老保险基金收支长期平衡的因素。因此，所谓的未来几十年后会出现巨大缺口的说法，其实只是未考虑上述因素变化的计算结果。类似的计算在其他国家也会出现，它可以提醒政府对这一制度保持理性，但不会影响公众的信心。

　　养老金并非延迟退休的基本依据

　　记者：延迟退休和养老金缺口有无关系，为什么？

　　郑功成：我一直不赞同将减少养老金支出作为延迟退休年龄的基本依据，因为退休年龄的延长与否主要应取决于人均预期寿命、受教育年限及人口结构与就业状况等要素，如果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受教育年限延长、人口结构老化、就业需求扩张，则必然要延迟退休年龄，反之亦然，而减少养老金支出只不过是在追求上述目标的同时产生的一个客观结果而已。因此，我认为在决定我国是否延迟退休年龄时切不可本末倒置。在国际上，最有发言权的无疑是第一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德国，该国采取现收现付财务模式，养老账户资金始终充足，2011年还盈余45亿欧元，德国政府决定从2012年将养老保险费率从19.9%(劳资缴费各占50%)降至19.6%，并宣布2012年养老金待遇继续提高，但同时也从2012年1月1日开始延迟退休年龄，即从现行的65岁逐步延长到2029年的67岁。世界养老保险制度的创始国并非因养老金缺口而延迟退休年龄，而是以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与人口结构变化作为依据，这是维护代际公平的需要。况且，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并不存在缺口问题。一些地区出现年度收不抵支现象，不过是这一制度处于地方分割状态下的畸形结果，它不能掩盖全国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持续增长的客观事实。因此，以局部地区养老金缺口为由来解释延迟退休年龄显然是说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