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中国低成本的低价工业化模式难以为继。我国工业化发展主要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廉价的环保成本，廉价的资源成本，特别是土地资源的低成本。低价工业化模式的特点是“五低四高”，即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经济发展大而不强，快而不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全球价值链受制于人。iphone手机的利润链，美国苹果公司占据58.5%利润，韩日等国家占据10%利润，而中国只赚2%利润。
二是中国“半城镇化”或没有市民化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而当前中国大量的农民工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身份和地位没有转变。中国有2亿多生活在城镇里的农民工没有城镇户口，不能完全享受城镇居民待遇，出现了“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工作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的“半城镇化”现象。“半城镇化”背后的代价是大量的“三留人口”及农村空心化问题。
三是中国传统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曾经把国家竞争优势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财富驱动”阶段。“要素驱动”发展模式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形成的人口数量红利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红利等。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美国的4%。而现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企业面临很高的用工成本。从“投资驱动”来看，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财政刺激政策，力挽狂澜，成功实现了保增长目标。但这种“投资驱动”也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如严重的产能过剩、房市泡沫、政府债务风险、低效投资、过高环境成本和大量货币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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