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念上，相信“养老是国家的事”似乎也和计划经济养成的思维习惯有关，其实国家从来不是公民养老的主要保障，也不可能成为其主要保障。“国家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虽然看上去很美，但事实上很少有哪个国家的老人不是靠自己家庭的投资和积蓄，而是靠政府发放的养老金来维持晚年生活。

　　大多数西方国家养老金缴纳比例和领取金额都并不大，美国老人的养老金水平也仅仅是一个月三四百美元，约占美国人平均工资的1/10，即使在美国的低收入家庭，养老金在老人月支出中也很少能占到30%。

　　然而，由于退休者往往都有一大笔积蓄，他们甚至相对在职工作者更加富有，在老龄化社会，这些私人养老金的投资和消费带给经济新的增长动力，被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

　　而现实因素是我国以大量下岗职工为代表的退休人员普遍贫穷，而他们是社保的主要支取群体，甚至当前社保制度有为他们量身打造之嫌。当年的低工资其实也不成文地包含着政府要在住房、养老上提供保障和补偿。

　　然而，随着下岗、住房/医疗改革，以及把工人从“退休工资”推向全民社保，政府等于是单方面毁约，而把履约责任交给了刚刚加入社保的投保人。

　　当然，改革前的模式早该停止，这种毁约并不是坏事，不过显然应该将这一批人的养老和安置问题作为一个转型成本，由在转型中直接获益的一方去承担，而不是由新一代劳动者去承担，他们实际上也负担不起。

　　此外，国家管理养老金账户这一体制本身也存在问题，在“上海社保案”出现之后，这方面问题日益引起国内民众重视。其实，即使以美国之高效廉洁，以“管理成本”为名的浪费仍然严重，按经济学家的计算是每三美元最后只有一美元发到老人手里。

　　因此现在美国通过建立401k养老储蓄计划来替代养老保险，主要手段就是给401k账户里的储蓄降税，账户国家不动，存多少自己决定，但是私人在退休以前也不能随便动用账户里的钱。

 　　更值得借鉴的是智利的养老金私有化改革。20世纪70年代末智利“部分积累”模式的养老保险情况和今天的中国类似，实际上已经是“现收现付”模式，并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

　　1980年底，智利政府宣布执行新的养老金制度，其内容包括：每个参保人建立一个独立的养老保险基金账户，账户中的资金交由私营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进行投资运作，参保人可以从众多的基金管理公司中随意选择。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收取一定的管理费。

　　只有当养老金管理公司经营不善宣布破产时，政府才最终出面弥补资金缺口。

　　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养老基金资产获得的投资收益率越高、服务越好，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将自己的养老保险账户交给该公司管理，而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运营的养老保险金越多，获得的管理费也就越多。

　　智利自1981年实施养老金私营化改革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养老金不仅摆脱了亏空，而且还为基金管理公司带来了丰厚的投资回报，这些基金管理公司不仅帮政府甩掉了养老金的财政压力，转过头来还降低了个人的缴费率，提高了个人养老保险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