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借鉴国外经验
其实,孙义群对国外的养老模式感受非常深刻。他曾经专门访问过美国的各级养老机构。
“分成很多层次:有社区养老院、私人开的高级养老院,还有服务于贫困人群的养老院等等。各种人群都能得到照顾。另外,几乎每个社区都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服务设施,比如社区食堂。”孙义群说,在美国普通的社区食堂,老年人每天中午吃饭只需要交1元钱,饭后还可以带走一个面包当晚餐。这些食堂大部分是当地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赞助的。他认为,这些办法可以在中国逐步普及。
姚远对国外养老制度的先进经验归纳说:“一些国家实行了比较完善的养老保险和制度政策,他们既有全面的法规政策,同时还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专项法规。比如,有关养老的经济法规、有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法规,英国还有一个法规鼓励老年人走出家门去工作,政府给奖金。”他认为,相关法规建设是值得中国学习的。
“另外,一些国家的社会养老模式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甚至可以说是以社会参与为主要力量。”姚远举例说,中国养老机构以公办为主,国外以民办为主,由政府批准和统一监管。
姚远认为,随着生于建国之后的新中国人一代一代地步入老年,他们的资历、阅历和期望与过去的老年人会有很大差别,“精神需要应该会比过去的老人更多”。
“在传统家庭伦理模式已经发生断层的今天,解决养老问题不光是钱的问题,体制、观念等等都要综合考虑。”他说。这一代父母的昨天
其实在采访中,几位父母都有些不好意思:忙乎了一辈子,也不知道年轻时都干什么了,不仅没留下像样的财产,以后恐怕还要成为孩子们的负担
说起这大半辈子,高中文化的张彦华突然拽起了文:“是孔夫子说的吧,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轻微鼻音下的山东口音溜冒了出来,好像48岁的他自己也有点不适应文绉绉的感慨。
然后,他像流水账一般说起自己的经历:15岁读高中却整天在农场里种地瓜、割秧子;30岁时企业人浮于事,衰相显露;40岁时企业破产,被推向社会。现在50岁了,还在打零工。
“退休养老?等等吧,”他知道在女儿工作的北京,“一平米房子比我当年买一套96平米的单位福利房还高。”
随着独生子女一代走向社会,这一代父母开始步入晚年。与自己多儿多女的父母不同,唯一的子女将承担他们的赡养重任。
张彦华心里像明镜一样:因为很多原因,孩子还养不起父母。他能做的,就是趁还有力气给自己多挣点养老钱,弥补自己一直亏空的“养老账户”。
6万元的晚年
张彦华有时会突然产生“要是早生几年就好了”的想法。因为1977年恢复高考前,凭着手上的茧子就有可能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可当他1979年从高中毕业时,已没有了“推荐”一说。他复习了半年最后还是放弃,因为底子实在太薄:大把青春都已经挥洒在农场里。后来,张彦华去了邻村的磷肥厂当操作工,一个月30元,“领了工资全交给父母,其中18块钱要交给生产队算工分。”
1986年这个位于山东省泰安市的普通乡镇企业升格为市属企业,张彦华也被提升为车间主任。他的工资涨到每月62.1元。
此时张彦华和大哥已经分家,三个姐姐也已出嫁。5个人共同赡养父母,同时抚养先天残疾的弟弟和还在读书的小妹。
那时,他每月的工资要分成3份:20元养老人,30元供弟妹,剩下才是生活费,“每顿饭和同学合打一份菜。一毛钱,对半分,再来两个馒头,1毛钱也就够了。”
1989年,作为“对企业做过重大贡献的骨干力量”,他拿到了“农转非”指标。这意味着他每月可以领到27斤细粮和3斤粗粮。
张彦华事业的顶峰出现在1999年:他当了厂长,每月400块工资。“但企业已经救不回来了,要账的人"轰轰的",还威胁要去我女儿读书的学校门口堵。”
这样,在他最为年富力强的时候,只干了不到一年厂长就选择了辞职。如今他想起来还有些“不平”:岁数大点的赶上计划经济,不用担心企业效益,还可以多生孩子。
第二年,单位盖福利房,个人交2万元。一直等着单位分房的张彦华“没钱买,领导给做工作,我还有抵触情绪”。现在回想起来,当初险些酿成大错:要不是跟小姨子借钱,今天连个住的房子都没有。
2004年10月,企业终于破产了。他一次性拿到拖欠工资、集资款、失业金、保险6万元。这时女儿正读大学2年级,家里几乎没有别的积蓄。
不惑之年他开始出去“打零工”,6年里辗转了四五家企业。2005年,他开始自己缴纳养老保险。最初是每年1500余元,到现在已经涨到2600多元,距离国家法定的60岁退休年龄还差12年。
今年7月,他的独女研究生毕业开始在北京工作。他笑称,“挣钱”仍是自己未来“十年规划”的主要目标。他和大哥还商量,让年逾80的老父母搬上楼房,两家均摊2.5万元。
而处于市区黄金地段的房子要用来抵押或转手,为女儿在北京买房“赞助”部分首付款。
张彦华的故事不仅代表1962年,“向上10年,向下10年,在厂子里干过的人,一般的恐怕都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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