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领养老金是必然趋势加大政府投入为根本

　　因独生子女政策和人均寿命提高，我国1999年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前年年底，我国老龄化率已达13.26%，目前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近1.3亿人，全国31个省区市已有26个进入老龄化状态。预计2014年，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超过2亿，2025年达到3亿，2042年老龄化率超过30%。可以预见，未来我国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压力会越来越大。

　　延领养老金是必然趋势。在过去十几年里，提高退休年龄已成为各国社保改革进程中最常见和最普遍的手段。仅在经合组织的34个成员国中，至今没有提高退休年龄的国家只有5个：芬兰、冰岛、墨西哥、荷兰、西班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冰岛1958年就已将法定退休年龄定在67岁，其他4国是65岁。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奔七”，如日本去年提出或把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提高到70岁，美加澳及部分欧洲国家也已有相同议案。

　　从全球范围看，我国的社保养老金呈现出三低一高的特征：缴费年限偏低只有15年；领取水平偏低；退休年龄偏低；缴费比例偏高，甚至在全世界最高。我国延迟领取养老金是迟早的事。

　　但“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对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效果很可能不大。从上海试点柔性退休政策看，自愿的人不多，因为这个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缓解技术性岗位人才缺乏的问题，对弥补养老金缺口起不了多大作用。但这是一个信号，会帮助民众逐渐适应退休年龄的延迟。

　　但是，即使将来去掉“弹性”两字，采取刚性延迟领取养老金的政策实际作用也十分有限。据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测算，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这与我国目前至少上万亿元的养老金缺口相比是杯水车薪，因此不能把解决养老金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延迟退休年龄上。

　　政府还有许多手段可以化解养老金危机。有专家认为，通过政策引导扩大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会起到明显效果。首先是扩大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目前全国6.6亿城镇人口中参加养老保险的仅2.6亿人。如果将其余的4亿人纳入保险范围，按比例征缴养老保险费，就可带动养老保险金账户资金大幅增加。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城镇人口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呢？这是由于我国企业的整体盈利能力不强，尤其是吸纳70%以上就业劳动力的中小企业盈利能力较差，出口低迷、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税费负担重等使其早已步履维艰，而高达28%的养老金缴费比例更是许多企业无法承受之重。加上在当前社会现实语境中《劳动合同法》等执行不力，使得一些企业不为职工参保。政府可适当降低养老金缴费比例，降低企业社保和各种税费负担，从而把更多的城镇职工纳入社保养老体系中。

　　此外，尽快统一全国各地的社保政策，实现养老金跨区域投保和领取，也能提高职工缴纳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如由于15年缴费限制，近年来，不少第一代农民工遭遇了养老金“缴了白缴”的困境，在工作地退保只能一次性拿回8%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回老家养老又须重新投保。这种人为制造的地域政策鸿沟极大地打击了数亿流动人口的参保积极性。

　　加大政府投入是根本。当前养老保险体系的不公平之处更体现在双轨制上，为什么企业职工是单位和职工自己缴费，机关事业单位却由财政统一拨款？为什么自己付费的企业职工养老金标准低，而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标准却高得多呢？如果都并入同一养老保险体系，既能大大增加缴纳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又能大幅降低财政负担，省下的这部分巨额财政支出则可用以补贴企业养老金缺口，实现两头开源。

　　当前社会化的大保障取代传统的家庭保障将成为必然趋势，如果跳出养老保险自身收支体系，站在政府责任和社会财富分配的高度看，会发现政府优先考虑的应是养老金该从GDP和国家财政中分到多少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