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处于不同背景下的社会大众会基于各自利益对这一改革持有截然不同的立场。即使是在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声音。
首先，提高法定退休年龄被认为是缓解养老金困境的主要方案。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认为，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里替代率、缴费率和退休年龄这三个可变量中，延长退休年龄是弥补养老金缺口的最佳办法。我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偏低，威胁到制度长期的财务可持续性和支付能力，需要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来对我国养老金制度中的各项参数进行调整。郑秉文测算，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不过，从实践情况来看，延迟退休的效果未必会如预期般乐观。2010年10月，上海市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企业职工可以柔性延迟退休年龄。虽然三年来上海一直没有公布过对延迟退休政策效果的评估，但上海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征缴收入一直低于支出却是事实。根据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团队的测算，养老金缺口逐年扩大态势明显，包括缴纳率、在户籍和外来人口中的覆盖率等现有状况不变的情况下，到2020年，上海可能会面临831亿元的养老金缺口。
在反对延迟退休的呼声中，政策实施对就业形成的压力是最大的担心。有专家认为，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比较严重，“因为大学生的就业取向主要偏向于正规部门，延迟退休年龄会导致正规部门人员更新变慢，大学生进入正规部门系统会很难。”
其次，我国当前还处在人口红利时期，活跃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让这些处于黄金时期的劳动力就业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延迟退休年龄会将这种劳动力的优势转化为一种就业负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利。
而这一问题在我国经济正处于减速下行的背景下尤其明显。多家研究机构估算，GDP每下降1个百分点，减少就业大约在100万人，然而我国经济增速已经从10%左右下降到7%左右，意味着每年将减少就业300万人左右：“一边是经济增速下滑，一边是延迟退休，等于每年将吃掉900万人口的就业岗位。”
用微信“扫一扫”，精彩内容随时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