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从城市化率来看，郑秉文认为上海也有优势：广东居住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为66.2%，北京是86.0%，而上海高达90.0%，甚至上海的非农人口高达93.5%。“上述数据可看做是城镇化率，就是说，上海的城镇化率高于其他直辖市，更高于广东，所以在社保制度方面，其正规部门比重要大一些，是有利于扩大参保率的，有利于保证缴费收入，上海应该把这些人口结构的优势资源利用起来。”

　　社保费率高有历史原因

　　事实上，社保费率过高也是全国性问题。目前我国单位和个人缴纳五项社会保险费率之和为40%左右，有专家综合世界银行、OECD(经合组织)有关资料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世界社会保障报告(2010—2011)》发现，这样的社保缴费率不是最高，但的确处于较高水平：综合世界上173个国家社会保险费率，在列出统计数据的国家中居第13位。对于参保人而言，较高的社保费率尤其是养老保险费率确实影响到参保积极性。分析人士认为，对企业来说，社保费率过高不仅会带给企业较为沉重的经济负担，也会造成一种后果，那就是很多中小企业因为社保负担重而干脆选择不给职工缴纳社保。对职工来说，过高社保费率带来的后果，首先是可支配收入大量减少，相当比例的工资都被社保划走不能自由使用，其次可能导致涨工资的空间被过高社保费率抵减，大批职工和其他困难群体因此被排斥在社保制度之外。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相比于其他国家，我国的社保费率也受到特殊国情的影响，有深层次原因。

　　以养老保险为例，首先受到来自制度模式的影响。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度模式，即在确保当期支付的基础上，再为未来积累一部分资金，据此确定的费率自然比只保证当期发放要高一些。

　　其次是转轨成本。上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还没有建立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后，已退休的“老人”等没有积累或积累较少，其“视同缴费”期间的待遇，需要通过现在的单位和在职职工缴费来弥补，这必然推高现行的养老保险费率。

　　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养老保险基金形成支付压力。有统计数据称，目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赡养比已高达3∶1，即3个在职职工养1个退休人员。未来几十年这一比例还将提高。为了应对老龄化高峰的挑战，持续确保基本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也需要维持一定的养老保险费率。

　　此外，统筹层次偏低、基金缺乏保值增值手段等也是影响费率的重要因素。相比于其他几项历史和制度原因，在这个影响社保费率的因素上，国家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按国务院统一部署，目前各省份基本建立起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其次，各级政府加大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投入。仅2011年全国各级财政对职工养老保险的补助资金就达2072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地方1847亿元。此外，在经济波动中，还采取了阶段性减缴、缓缴社会保险费的政策。（文章来源：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