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在写这个政策建议(让劳动者50岁退休，但6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让他们从生产企业退出来，经过培训居家就近参加社会服务，50到65岁的男性去做一些养老院的园丁，园林义工，50-65岁的女的给老人做做饭，洗洗衣服，做点编织，多好！”她参与的清华大学养老改革体制方案算是彻底臭了大街了。做这么多年义工，没有工资，草根民众几乎要饿死了，这是显而易见的。循例，这一方案将伴随着舆论的冷嘲热讽声淡出人们的视线。也许都来不及“挥一挥衣袖”，更遑论“带走一片云彩”了。
清华大学的方案，媒体早有报道，但，基本上不值得一看。原因所在，在于它偏离了退休制度的本质。
在现代社会里，退休首先是一种福利制度。作为福利制度，有再分配性质。最直接地说，就是一般情况下，按可比价格计算，个人最后得到的养老金收入总额应多于其缴费总额。其中，缴费包括个人的缴费，也包括用人单位缴纳的相关费用。此中有缺口，缺口由公共财政拨款填补。公共财政款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平等取之于每一民众的口袋，由他们的汗水转化而成。是之为再分配，本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此前提下有福利的限度问题，并因此派生出缴费比例、退休年龄、财政补贴方式以及力度、通胀、不同人群之间的公平等一系列细节问题。但无论在细节问题上怎样作技术性调整，公共意义上的退休作为福利制度的本质必须实现、坚持。
国内的现状却是死扣条文的话，一般情况下，纵是不计算可比价格，个人最后得到的养老金收入总额也还少于其缴费总额。为了应对这一问题，近些年来，一直在以额外的行政指令形式调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一则，如果这不样做，那今时今日的社保人员养老金可能依然只能维持在500元/月/人左右。二则，额外的行政指令永远是一只等待落地的靴子，今年调了，明年还调不调？后年，大后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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