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僵持中，对具体涨幅比例始终难以达成协议，协商也因此一再加时。记者了解到，这样的协商每年会召开3次左右，每次协商又会具体再开三四次会，算下来，一年中，至少也要开9次会，才能对当年的总额预付达成协议。
不过，最终往往以医保部门拍板确定额度结束。王兵说：“还是得医保部门说了算！”
“协商总额预付，并不是简单的分钱。”对此，上海市医保中心主任助理龚忆莼总结并强调，“更多的是在商量分钱的方法。”
专家认为，上海正是通过政府与院长们的“协商机制”，让院长们坐下来互交根底，以此化解了总额预付总量中的测算难题。
试点医院医保出现结余
“为了控费，可以拍X光片的，不做CT了；能用国产药的，就不用进口药了。”
试点开始至今，上海医保总额预付改革已进行3年，上海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说，今年，总额预付将在上海全面推行。
但面对推诿病人等问题，王兵表示，作为院方“我们主要通过监管制约。”比如，华山医院每个月都会开专题会，对这个月的“问题病历”点名通报分析。具体到诊疗上，医院对于滥用抗生素的现象在重点监管，并且有专人负责。
另外，每年年底，就诊量增加，此时医保预付额度也到了需要严控不要超支的关口。按照惯例，这一时段，也恰是降低诊疗服务、推诿病人等现象多发的时节。
对此，王兵介绍，医院把控费压力分散到了全年，而不是强调每个月都要结余。像华山医院，每年3月和12月，就是会超支的，但是因为其他月份有结余，这两个月的控费压力就小了很多。
虽存在诸多问题，但实行总额预付后，3家试点医院医保预付总额出现了历史性的结余。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医院研究所所长高解春说，2010年，在病人数量增长10%的前提下，上海的药品费用率从往年的10%降至3%-4%，“这一制度似乎已经开始为病人、为医保省钱。”
对于取得成绩的原因，王兵认为是医院的控费意识明显增强。“由于医保总额进行预付，医院就必须考虑怎么更合理地花这个钱。可以拍X光片的，不做CT了；能用国产药的，不用进口药了，医生控费的主观能动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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