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最大的问题是，彭哲总感觉无法融入当地。“无论是方言、生活方式还是思维习惯，很多方面都有差异，而这些差异，时时在提醒自己是外地人”。

　　“我们在城市出力流汗，就应该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甚至也能成为城市居民。”在广东打工的李晓玲这样期待。

　　李晓玲的家在湖南安化县乐安镇。2004年，她读完中专后南下广东，在一家电子厂上班，如今已在企业营销部得到一个不错的岗位。对于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女孩而言，城市不仅有太多的诱惑，还有前所未有的压力。

　　“我只有中专文凭，又没有一技之长，压力很大，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李晓玲说，“稍微有点差池，随时都可能下岗，还要面对和忍受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她经常要加班加到凌晨，却没有加班工资。她也曾想放弃这份工作，可更好的工作又在哪里？

　　她的内心有些“纠结”：尽管在大城市有种种不顺心，但毕竟已经适应了，无论如何，她更愿意留在这座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闯荡。

　　身份认同存在困惑

　　“说是农民吧，可我不会种地；说是市民吧，我又没有城市户口”

　　我是谁？是农民还是工人，是农民还是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这些问题的答案十分模糊。而对他们的父辈而言，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

　　河南固始县的务工青年王大毛，就经常困惑于这些问题：“说我是农民吧，可我不会种地，连犁把都没有摸过；说我是市民吧，我又没有城市户口。”

　　尽管，在他们自己看来，身份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可实际上，因为身份不同带来的种种差异依旧那样清晰，这不仅体现在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收入差距上，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保障方面。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签劳动合同，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险。许多打工者的奢望是周末能休息。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很多人希望从农民变成市民，更多人希望自己被划归工人群体。可是，在总体上，或者说在很多方面，城市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老家河南驻马店的徐丽丽在郑州打了5年工，尽管她自己觉得已经融入郑州，可是“打工妹”的身份让她了无归属感。23岁的她现在迫切盼望找个好婆家，条件之一就是，对方一定要是郑州人。她希望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尴尬身份。

　　在大多数城市，农民工由于没有当地户口，他们的子女在接受教育特别是初中后教育方面遇到了不小的困难。

　　说到教育，在重庆打工的田汶鑫感触颇深：“孩子已经4岁了，转眼就要上小学。他现在是跟着父母在老家四川武胜，但将来会到重庆读书，这里的教育肯定比老家好。周边的学校我都去了解过，有免费接受农民工子女的学校，但不知道教学质量如何；稍微好点的学校，赞助费又太高了。但不管怎样，我们一定要给孩子尽可能好的教育。”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三个矛盾：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与工资水平不高的矛盾，由于户籍制度的原因无法享受到公共服务的矛盾，社会上的歧视冷漠与自我保护之间的矛盾。面对这些矛盾，政府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法规处处长彭家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