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在四行仓库作为敢死队长，血战沙场；他，曾经在日本战俘营作为苦力，死里逃生；他，曾经在“文革”时期作为“黑五类”，受尽折磨；他，作为一代抗战老兵，至今生活贫困……

　　是否该为老兵当年紧握钢枪的手，换上一束康乃馨？

　　文/吴志维图/刘晋川吴荻

　　突然出现的壮士

　　四行仓库保卫战的七十多年后，杨养正一直被视为“八百壮士”的最后一位。

　　杨养正病逝前的12天，2010年12月4日，一位90岁的老人悄然来到建川博物馆。在淞沪会战的展厅里，他抢过讲解员的话锋：“我当时就是守四行的。”接着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当时与日军肉搏的细节：“我抓起一把手枪，腰杆上别4颗手榴弹，带了40多个人冲了出去。有个鬼子兵端着刺刀长枪朝我刺来，我头一偏，刺刀在左额头上挑开一道血口子，我甩枪把他给撂翻……”

　　老人浓重的四川口音，让73年前那场著名战斗，重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老人自称杨根奎，90岁，四行仓库保卫战的老兵。闻讯赶来的博物馆馆长樊建川为证实老人的身份，故意将谢晋元遇刺的地点说成在操场上，老人马上纠正：“不是在操场上。”

　　“中国壮士1931-1945”群雕广场，他找到谢晋元的雕像，摘下手套，脱帽，立正，敬礼：“团长，部下杨根奎，第一营第二连第一排中尉排长。抗战(战斗)结束，退入英租界。我给您敬礼了。”在蒋中正的雕像前，老人深深鞠躬之后，肃然立正：“蒋委员长，部下杨根奎给您敬礼了……”随后，他又给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的雕像依次敬礼。

　　在“中国老兵手印广场”，老人留下了右手的手印。他说，他看到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峥嵘岁月》，简直不敢相信真有纪念正面战场抗战的博物馆，于是让侄儿带他来这里。他掏出一个小木盒，推开盖子，里面是三枚铜质证章：“抗战胜利章”(编号6716)，“中训团军真蓉荣誉章军官证No.191”和一枚上有“24中队3909”字样的证章。“我要在淞沪会战的展厅里，把这三枚证章捐赠给建川博物馆。”杨根奎说。

　　杨根奎，这位“最后之后”的“八百壮士”，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八百壮士”

　　1921年3月，杨根奎出生于四川省金堂县白果场(现白果镇)红庙村的一户三代铁匠的贫苦家庭。1936年农历正月三十在什邡参军。入伍前，名叫“杨耀辉”，入伍后改名“杨根奎”。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部队奉命开赴上海，部署于苏州河沿岸。10月26日，谢晋元副团长率领524团第一营接管四行仓库，掩护部队撤退。此时，杨根奎已升任第一营第二连第一排中尉排长。他清楚记得当年谢晋元的讲话：“我们坚守四行仓库，死守四行仓库，是牵制日军，掩护撤退，四行是我们的坟墓！”

　　将近800人的加强营，经淞沪会战的消耗，减员严重。杨根奎说，那时保卫四行仓库的总人数为397人。为迷惑日军，中国军队用“524团”代替“第一营”，对外号称“八百壮士”。

　　谢晋元将一连部署在四行仓库右翼，三连在左翼，二连在中央负责外围守备。杨根奎所在的二连三个排摆成三角形，打退敌人从左中右三个方向的疯狂进攻。此时，为后人熟知的“最后的八百壮士”杨养正，当时叫杨得馀，任524团一营一连一排排长，他正带着一个排，约30人，守在四行仓库旁一幢三层高的砖瓦房中。

　　突围敢死队

　　四行仓库临近公共租界，日军不敢用海军炮火攻击，也不敢像在其他地方那样使用芥子毒气。于是，日军调来骑兵冲锋。杨根奎指挥机枪集中火力先打马。落马的骑兵步履蹒跚，成了捷克式机枪的活靶子。

　　日军的进攻非常猛烈。杨根奎回忆：“我们排的一个机枪手，被日军机枪击中，是连续中弹，整个人都被打穿了。正面的枪眼很小，背后却穿出碗口个洞，瞬间就倒地了。”

　　29日，外籍人士派代表向国民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以“人道主义原因”停止战斗，日军指挥官松井石根也表示同意并保证中国守军撤退。10月31日午夜至11月1日凌晨，谢晋元带领376人分批通过新垃圾桥撤入公共租界。杨根奎的二连一排40人，作为突围敢死队，每人一支手枪，四颗手榴弹。按照预先部署，部队用重机枪掩护杨根奎的敢死队。敢死队占据有利地形后，再掩护其他人撤退。英国人的重机枪也开了火。在这次战斗中，约有10人负伤，杨根奎左额头上被日军刺刀挑开一道口子，左手腕骨折。而杨养正被弹片夺去了左眼。凌晨2时，所有守军均完成撤退。

　　壮士沦为战俘

　　此时，松井石根反悔了，威胁英国方面，如果让谢晋元部离开，就要入侵租界。于是，谢晋元部被英军没收武器并限制自由，沦为“国际俘虏”，送至意大利防区的胶州路进行隔离。

　　此时，蒋中正晋升了所有参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军人的军衔(各晋一级)，杨根奎也被晋升为上尉连长。在“孤军营”中被羁押三年后，1941年4月24日凌晨5点，谢晋元被刺杀身亡。“八百壮士”无限悲痛，决定铸造谢团长纪念像章。杨根奎说：“这枚谢晋元纪念章，孤军营每人一枚。后来它就是我们‘八百壮士’的身份证明。”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随即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八百壮士”沦为日军的俘虏。他们分别被遣送至杭州、孝陵卫及光华门(南京)做苦役。杨根奎和杨养正都被送往南京老虎桥监狱拘押，一个月后又被送往芜湖裕溪口抬煤炭。杨根奎说：“那里既有国民军也有新四军，还有一些老百姓。”

　　裕溪口煤矿的俘虏生活非常艰苦。在那里，吃不饱、穿不暖、劳动强度高，战俘病了就埋在煤堆里烧死。杨根奎所在的战俘第二中队的中队长，是新四军的一个连长，他告诉杨根奎，附近不远就有新四军活动。杨根奎决定策划一个越狱方案：战俘们以削尖的竹竿作为武器，兵分三路，相互掩护，偷袭日本人的据点，抢夺武器，集体突围。但越狱前一天，日军突然将战俘集中起来，周围架起机枪。杨根奎被单独抓到炮楼上吊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