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模式就是目前中国的模式，即在职业生涯中实行强制性缴费制度，达到一定年限便享有退休后的免费医疗权利并一直到死亡。欧洲很多福利国家实行的就是这个制度，但随着老龄化的深化，入不敷出现象十分严峻，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不必讳言地说，这个制度目前在中国也存在很多问题：
除了全国范围内缴费年限不一损害社会公平，还会出现“代际不公平”现象。因为随着老龄化加剧，个人终生缴费会出现越来越高的现象，下代人的费率要高于上代人的。再例如，在老龄化面前，提高费率或延长缴费年限等各制度参数经常处于调整之中，于是，社会波动容易成为一种常态。
最后，由于存在最低缴费年限，所以，各种道德风险防不胜防。不同群体之间、不同城市之间、不同部门之间等等都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特殊理由，以保持或建立各自的某个缴费年限的特权。
第三个模式是“即投即保、不投不保”，就是说，不管是职业生涯阶段还是退休以后，只要参加保险并缴费就享有当期的医疗待遇，不缴费就意味着不参加保险制度，于是就不享受医保待遇。这个制度的特征是运用大数法则来集合当期的风险，追求的是当期的财务平衡，费率负担较低，没有权益积累问题，于是就不怕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难题，待遇水平比较稳定。问题是，退休人员参保缴费影响了当期消费水平，少数贫困群体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政府补贴，建立一个老年贫困人口救助制度。
上述三个模式的利弊分析显示，深圳改革引发的网络争议，其本质是制度选择问题。长远看，目前的制度急需改革，应向第三个模式转型，就是说，制度转型是一劳永逸的，否则，全民讨论缴费年限的长短，将是一个永远也没有最优答案的问题，那时，一国之福利制度就永远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用微信“扫一扫”，精彩内容随时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