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至2012年底，全国已有129个市县在居民医疗保障体系中引入了商业服务。据不完全统计，依地方财政补贴保费力度不同，各地“大病险”封顶线8万—40万元不等，报销比例60%—90%不等，部分地区对孤寡伤残特殊群体的费用结报率已达100%。“政商合办”的服务水平和保障水平，普遍高于“政府自办”。
降低成本 倒逼改革
政府管理更高效
“买服务”实现的多赢格局，超出许多地方政府的预期。
首先，这种模式降低了行政成本，减轻了财政负担。政府自己办医保，人员、场所、数据开发等，所需投入不是小数目。而保险公司无论软硬件都有现成的“底子”，所增只是边际成本。广东湛江市社保局相关负责人算过一笔账：从保险公司“买”，年均几百万元；社保部门自己做，至少1000万元以上。
其次是提升了基本医疗保障服务的可持续性。试点地区的公司、医院、医保局大多实施数据共享。此外，具有医学专业背景的“保险专员”从患者入院起就跟踪用药诊疗情况。“实时监控”和“现场管理”，有效地控制了挂床骗保、过度医疗等行为，减少了医保基金的“跑冒滴漏”。
还对公立医院改革产生了“倒逼”推力。在“江阴模式”中，政府充分开掘保险公司的风险管控能力，不仅授权公司监控医院的药物采购，还鼓励保险公司根据病人数、发病率等历史数据，在住院总量、医保基金费用总量上，对医院分级别下指标，医保部门同时配套奖惩细则，鼓励“大医院治大病”、“基层医院收治普通患者”。该做法一举四得：控制了医保工作费用成本，更多的结余基金被用于提高居民报销额度，遏制了以药养医，促进了乡镇医院专科诊室发展。
商业机构搭平台，还推动了基本医疗保障城乡统筹。得益于保险公司的服务网络优势，“晋江模式”不仅实现了基本医疗保障本地居民“城乡一体、均等享受”，还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社会医疗保障，享受同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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