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娟告诉记者，按照这样的规定，非户籍人员只能由用人单位为其选择参保种类，而不能自行参保。实际操作中，企业出于控制成本上的考虑，往往会为职工选择缴费最低的险种。

　　在上述三种医保形式中，不论是缴交比例，还是报销待遇上都各有不同。综合式缴交费用比例最高，报销额度和比例也最高；绑定式缴交费用比例最低，报销额度和比例也最低。

　　“为什么定25年，缴费标准是什么？”吉峰说，如果能公开医保基金具体收支情况，用事实说服我们，“那多少钱我们也愿意交。”

　　地方立法两难

　　针对质疑，社保局频繁做出回应。

　　“医保是一种现付现支的保险，与养老保险不一样。”黄险峰称，医保基金是拿现在没生病的人的钱，去为生病的人提供保障，必须考虑医保体系的可持续性问题。

　　2010年，深圳市社保基金累计结余1198.95亿元。黄险峰透露，“按照目前的费率，10年内不调整，深圳市医疗保险基金也不会出现任何收支问题。”

　　但他同时亦指出，深圳外来务工人员多、年轻人员多等特殊优势，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逝而逐渐淡去，深圳也必须考虑基金收支平衡问题。在他看来，提高缴费年限是迟早的事。

　　对于25年的年限等标准，黄险峰表示这是根据调研报告，对53个地区缴费年限情况分析，发现25年的最低缴费年限，是比较合适的期限。

　　但深圳市要解释的问题不止于此，他们还要直面《办法》出台的立法等级问题。此次公布的《办法》，与深圳市此前公布的养老保险等办法以市政府条例形式出现不同，它以部门立法的形式出现，不需要经过市人大会议的审议。

　　有质疑者认为，这种立法形式会让《办法》成为社保局的部门法，而《办法》中多达19处“另行规定”更是给了主管部门巨大的政策操作空间。

　　黄险峰认为，国家虽然出台了《社会保险法》，但是对于医疗保险的具体规定，如缴费标准、缴费年限、报销额度等核心内容上，都没有明确。在这种情况下，深圳市如果出台一个通过人大审议的《医保条例》，一旦国家政策明确或有所变动，深圳市就会陷入立法的被动中。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则认为，国家层面在医疗保险立法上的缺位，是造成目前各地医保纠纷的根本原因，而现在实行医保异地转移的政策，也是对现行医保政策管理上的一种挑战。

　　“什么都不清楚，什么都要地方自己来规定”，顾昕认为，这种情况下，各地政府制定标准不一，就很容易形成人们都向往标准高的地区挤，标准低的地区参保人数少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