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悖于公正的社会基本准则。公平正义自古以来就是人们追求的普遍价值观，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法律，法律代表和保护的是人们的合法利益。违法行为不符合大多数人的价值观，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显然是非正义的。比如，小偷盗窃财物，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无证驾驶摩托车，就是置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这些都是侵犯他人利益的，当然是非正义的。违法行为人以非法手段，侵占他人利益，或获取非法利益，对他人来讲，显然是不公平的。比如违法电鱼，对渔业资源造成毁灭性损害。特别是对承保公司来说，像被保险人违法电鱼将自己电死、小偷翻墙爬楼时掉下摔死等，行为人不顾国家法律明令禁止，将自身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出险后要保险公司承担理赔责任，这是十分不公平的。

　　(三)有损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法治社会里，法律法规是人们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依法办事、依法作为是每个单位和公民的自觉行动。如果将被保险人违犯行政、经济领域里的法律规定而造成的自身伤害定性为可保风险，出险后给予赔付，这虽然对出险家庭能带来些许人性化的关怀和慰藉，能帮助他们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但这样做的社会成本太大，因其损害的是法律的尊严，是法律在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和意识。如果对违法行为不追究、不制止，甚至对其造成的自身伤害后果给予保护，那么等于是纵容这种违法行为，一些人就会效仿，这对整个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将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四)不利于人身风险的管控。人身保险是人身风险管理中传统有效的风险财务转移手段，人们通过人身保险将原来由自己承担的风险损失转嫁给保险公司，以小额的保险费支出来换取对未来不确定的、巨大的风险损失的经济保障，使人身风险损失得以减轻和化解。这是开展人身保险的动因和追求的目的。很显然，开展人身保险是为了抵抗风险，而不能人为放纵风险、制造风险。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活动都应当在遵章守法的基础上，建立积极健康的利益导向机制。对违法行为造成的自身伤害进行理赔，恰恰偏离了上述目标。其所造成的后果，是对违法行为人的一种纵容和误导，传递给人们的信息是这些存在极大危险性的违法行为允许做，出了人身伤害事故，有经济保障。更多的人就会效仿，这无疑会增加人身伤害事故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