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看来，国家的养老社会保障网从目前看来仍然充足，大多数退休人员都能领到40%替代率左右的退休金，即离开工作岗位后每月仍然有相当于在职期间工资水平40%的现金入账。而现在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为20%左右的替代率，即便发达国家如美国也只有20%～40%。因此，与政府、学界的焦虑不同，普通人看待老龄化问题并不觉得严重，因为身边的退休同事生活过得也不差。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因为目前我们的养老保险覆盖率还比较低，所以不足以暴露资金较少的问题。”陈琪恺说。截至2008年底，全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2.19亿人（含0.5亿退休金领取者），农民工参保人数0.18亿，农村参保人数0.52亿（含0.04亿养老金领取者），减去养老金领取者，全国参保人口合计2.35亿，按全国劳动人口7.7亿人计算，其覆盖率仅为31%。如按国际惯例，将法定退休年龄（男性60岁和女性5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作为“应保”人口，再考虑到养老金领取者，其覆盖率大约在30%左右。相比之下，农民工的覆盖率就更低了，只有17%左右。就是说，基本养老保险中，70%就业人口裸露在社保制度之外，农民工竟高达80%以上。

　　随着政府对“新农保”的重视和城镇基本养老的拓展，未来覆盖率必然会加速提升；而老龄人口的壮大也会如期而至。到时候国家层面的养老资金就会显得捉襟见肘，甚至会由于一直以来采用社会统筹部分供款来偿还旧制度的债务这一模式而使养老金收不抵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日本就是因其占总人口22%的庞大老年人口和高达93%的养老保险覆盖率遭遇了巨大的老龄化挑战。

　　除此之外，采访中陈琪恺女士还表示目前第二支柱――企业和第三支柱――个人也存在一些问题。以企业来说，早在1991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文件中就提出“国家提倡、鼓励企业实行补充养老保险”。2000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文件，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正式更名为“企业年金”，并提出：“有条件的企业可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并实行市场运作和管理。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确立了我国企业年金发展的制度框架，开始重点培育第二支柱。

　　但是经过了5年的发展，企业年金并未如期待中成效大。究其原因，陈琪恺认为是国家给予的激励政策有待提高。目前我国有关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政策仅限于缴费环节，没有涉及积累和领取环节。从缴费主体看，也只对企业缴费给予税收优惠，对个人缴费没有作出规定。从最高免税额来看，4%也远远低于欧美国家平均10%以上的税前列支比例，显然不能满足企业的需要。

　　同时，“财政政策在企业年金实践前期列出了很多条条框框，不利于企业的市场行为实践，使其对参与这一制度缺乏积极性。而从国际经验来看，一般是前松后紧，先让企业到市场上放手实践，但出了问题也会有严格的法律监管和制裁，这样比较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积极性。”陈补充道。

　　养老理财，越早规划越好

　　中国的养老第三支柱个人尚有很大拓展空间。陈琪恺认为现在中国市场上的养老保险、理财、信托等产品形式单调、种类偏少、对单一个体进入的门槛要求较高，而且这个市场所处的法律环境还待完善、监管还待加强。这些都构成了中国养老问题区别于其他发达国家的特殊性。

　　“养老产品通常分为信托型和契约型两类。信托产品在中国还很新，专门从事养老产品业务的信托公司也还较少，其实现在大型保险公司下的所谓养老保险公司从事的就是信托业务；一般来说，普通人能想到的养老产品就是保险，但实际上保险只能起到保障风险的作用，即在出现问题后给予一个事后补偿，比较被动。”陈琪恺介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