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裕昌的房子坐落在沈阳第三粮库职工宿舍的院子里。这座曾经拥有三千多员工的粮库已经变成一座楼盘，据说房价已经涨到8000元一平方。楼盘俯瞰着隔壁低矮的职工宿舍。院子里，一群下岗工人呆坐着，蹙着眉头沐浴下午的阳光。

　　52岁的王继宏已经10天没有工作了。每个晚上都在下雨，他不能到空地上制造人们需要的器具。而随着新楼拔地而起，平房时代的烟囱被逐步抛弃，找他铸造的人日渐稀少。现在，年纪越大其他工作越不好找。可他得在丧失劳动力能力之前，给即将到来的老年做好储备。有时，整个冬天，他都呆在家里。闲下来的时候，失落感便裹挟着一股怨气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

　　“2000年，那天9点钟，我换上工作服刚要工作，厂里突然说召开大会。全场的人挤在一起，干部也都到齐。突然，他们宣布：你们快去办理失业证，签合同准备下岗了。突然间我们就集体下岗了，大家都哭了起来。”

　　王继宏越说越激动，简直要哭起来了。妻子拉住他，说，“别让人听见啦，整个院子都是你这样的人。”在当时，国家提出“3年内搞活国有企业”，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企业裁员、破产及倒闭。数以千万计的国企工人承受了这一切。根据政府统计，1998-2003年，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2818万人。沈阳铁西区，曾经集中了80%以上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辉煌工业区，一夜间成了有名的“亏损一条街”。将近七十万下岗职工无所事事，群居在这个39平方公里的传统重工业区。他们揣着买断工龄的钱，有的几千，有的几万，开始艰难生存。

　　一切都和承诺的太不一样。关于下岗再就业保障，按政策规定的“三三制”经费筹措原则，企业是最薄弱环节，下岗职工集中的企业大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资金早就捉襟见肘。在政府安排的再就业中心，生活保障金难以分发。

　　一位民营老板还记得，他当时在派出所的朋友，中央领导来检查再就业情况时，就要到再就业中心扮演下岗工人，向领导汇报他所获得的社会保障以及对未来的信心。

　　再就业显得如此困难。当下岗工人被抛出社会，他们大多已迈入中年，难以找到稳定工作，只能零零散散、断断续续做点小工，或是在街边摆小摊，还得应付城管的检查——那些年里，还流传着下岗工人被逼刺死城管的故事。何况，都是失业工人，常常是“卖菜的比买菜的多”。

　　王秀增也是粮库的下岗工人。当年他接受了下岗的命运，积极学习开车技术。然而，好不容易才托关系成了出租车司机，不久却遭遇了抢劫，背部被戳了两刀，钱也被抢光了。一家温饱还得靠他来支撑，只能继续开着，没过几天，又在出租车里找到另一把尖刀。

　　如今，这把刀还收藏在抽屉里，妻子何文蓉拿起来向我展示，她至今还感到毛骨悚然。这个家庭，保持着卑微的温暖。想起这些年见过的家庭悲剧，她唏嘘不已。她说，在当时，女性就业如此艰难，一些女工只能陪人跳舞，10元3曲，“任人想做啥就做啥，丈夫不高兴，大多数人就这么离婚了。”她说，这些年来，自己就一心一意跟着丈夫吃苦。表扬自己有些不好意思，又补充道：咱姿色不好，也没法去跳舞。

　　生活给了这个家庭小小的馈赠。随着哥哥做起企业，王秀增也帮着打工，在哥哥帮助下，还补上了养老保险金和医疗保险。那是下岗后，心里第一次有了踏实的感觉。

　　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只能永远与当下周旋，缴纳养老保险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他们惧怕老无所依但却无力购买。

　　“在制度的安排中，他们一再被剥夺。由于结构性问题，他们难以再就业，而社会保障制度又寄希望于再就业，希望就业后就能有养老保障。社会保险安排和生命周期都发生了错乱，困境就会很大。”清华大学的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说。2004年，作为清华课题组的成员之一，她来到长春和沈阳对这一群体进行调研。（来源：中国网络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