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模式与国情和制度追求相关

　　希腊几乎由国家全包的制度难以向美国转型，美国人也不喜欢希腊式福利

　　记者：有学者说，虽然现在养老金制度广覆盖了，但支付水平较低。也有网友担心，随着物价的上涨，未来的养老金不够花。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应该说比较成熟，但欧债危机让其养老制度也蒙受阴影并遭到质疑。这是不是说明福利并非越高越好？如何在福利水平和支付能力之间保持平衡？

　　郑秉文：福利多高算好，并没有一个完全绝对的标准。它主要有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首先，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有关。有些国家养老金水平很低，但是可以承受，人们有劳作到最后的传统。可有些国家就不行。

　　其次，与国家的福利制度结构有关。如果一个国家的福利来源是多层次、多元化的，国家给的那一块就可以低一些，市场那一块可以补上去；在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还可以通过个人持有的金融资产等渠道增加养老收入。但如果一个国家的福利来源比较单一，国家提供福利的压力就很大。例如，希腊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国家提供的退休金替代率很高，将近100%，企业年金起步较晚（2001年才建立），个人金融资产比重也不是很高，财政压力很大，一旦出现财政危机，就易导致福利问题，并引发社会动荡。

　　再次，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追求有关。世界上有好多福利模式，有欧洲模式也有美国模式，欧洲还分北欧模式和南欧模式等。而选择哪种福利模式又与经济制度相关。例如，美国模式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是40%左右，来自市场企业年金替代率也是40%，加在一起达到80%；希腊国家提供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高达97%，企业年金的替代率则是零。可恰恰是看似福利水平较高的希腊出了问题。然而，一旦制度确立，就有路径依赖，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文化传统，难以改变。希腊的制度难以向美国模式转型，美国人也不喜欢希腊式的制度。

　　说到这，大概答案自然就出来了。对中国而言，多层次和多元化的制度显然更符合具体国情和文化传统，完全依赖国家大包大揽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国际劳工组织给出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标准是50%，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与此差不多，但上调空间也不是很大。重要的是，中国的企业年金20多年来一直没有发展起来，所以现在的问题并不是确定一个多高的福利程度，而是作出一些重要抉择：或是尽快发展第二层次的企业年金和第三层次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或是完全依赖单一的国家基本养老保险这一个层次，所有压力放在国家身上；或是维持目前的现状，采取拖延的态度，仅保有第一层次的替代率，但这显然不利于拉动内需和转变发展方式。

　　需要试点首创，也需“一揽子”设计

　　自上而下确立总体目标和路线图，可以避免制度之间的重复、矛盾与浪费

　　记者：有人称，养老金制度设计是一项相当专业的工作。但在去年的三场大讨论中，参与者可远不止于专业人士。每个人都可以从自身利益感受出发来发表意见。同时，中央政府对于养老金制度改革这样一项密切关系民生的大事，也是基本采取了先行试点―总结经验―再行推开的策略态度。进一步深化养老金制度改革，您认为，如何在“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中找到平衡？

　　郑秉文：现在社会舆论关注养老金有三个特点：一是恰好这些问题在去年比较集中地提了出来。二是养老金问题的确越来越敏感了。因为我国养老制度还存在一些不足，它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对其中涉及社会分配差距的一些问题，部分舆论还带有群起而攻之的性质，如企业与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养老金水平存有差距等就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的话题其实跟普通百姓并没有直接关系，如制度的隐性债务、保值增值方式等，但也由此变得“敏感”了起来。

　　三是人们更多关心与个人具体利益相关的内容，而较少关心养老制度的可持续性和其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之间的深层关系。例如，美国75岁的老年人中有7%仍在工作，人数高达130万；到2020年，这个人数比例将升到10%。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10年，有31.5%的65岁―69岁美国人仍然在工作，在1990年这个数字是21%；2010年，70岁―74岁的美国人有18%在工作，而1990年仅是7%。对此应者寥寥。但我的另一条微博，南京从今年1月开始取消全部公费医疗，机关事业单位全部加入职工医保，则有大量的支持声音。这种反差说明，大家还是比较关心具体的与个人利益取向较为一致的内容，与个人利益取向不一致甚至相反的内容就没人关心了。

　　养老金制度设计的确有很强的专业性。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各级地方领导在世界各国中可以说是最懂经济、最好学的，但还是有两件事容易搞不清，一是金融，一是社保。但同时养老金制度也是一个民生工程。在国外，可以常常看到因为设计问题，养老金制度没能成为稳定器，反而成为一个“火药桶”，引发社会动荡。可见，养老金制度设计既是科学问题，又是民生问题，既是专业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其科学设计的部分做得好，其民生问题就容易解决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