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望父母本是做人的基本伦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常回家看看”入法着实有些多余。但揣测立法者的动机，就会发现这条规定基于“空巢老人”愈来愈多而子女看望老人愈来愈少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常回家看看”入法，折射出了传统养老模式遭受的严峻挑战。

　　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达1.67亿。按国际上老年人占人口比例10%的通行标准，事实上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与这个趋势几乎同时推进的，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在此背景下，一方面社会成员的流动性增大，异地就业的青年人增多；另一方面，年青一代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增大，购房置业、子女教育和人际应酬令人疲惫不堪。受此影响，传统意义上三世同堂甚至四世同堂的家庭逐渐瓦解，子女与父母分居甚至相隔甚远的分居情况十分普遍，“常回家看看”自然变得奢侈。

　　诚然，孝顺作为重要的家庭美德，不应因子女生存艰辛而弃如敝屣。面对空巢老人的精神孤寂乃至生活困难问题，子女应该尽最大可能履行赡养义务。但现实情况是，面对社会成员流动频繁、父母与子女分居成为常态、人口老龄化高峰日益临近的现实，政府部门却依然将希望寄托在“养儿防老”的传统模式上。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我国老龄人口增加迅猛，但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完善，各级政府针对老年人的健康投入未见明显增加，统一、规范、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长期未能建立。对相当一部分老年人而言，“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还只是一个梦想。

　　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努力。在传统中国，老人赡养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子女义务，而不是政府责任。这种观念不仅会增加年青一代的负担，也会影响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同时有悖于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将养老问题纳入社会统筹和政府责任范围，不仅会使老龄人口受益，也会减轻年青一代的负担。在这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探索出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就在《国民年金法》、《老人福利法》和《老人保健法》的基础上，制定了《长寿社会对策大纲》，以致力于建立“具有活力的长寿社会”，并将其纳入社会整体规划部署。

　　不可否认，在未富先老的现实条件下，无论国家、社会和家庭都面临着沉重的压力。同样，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关于老年人权益保护的立法和相关配套规定还相当粗疏，针对老年人的优惠和优待政策亟须充实完善。如果每一位老人都能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老人和子女就无须因“常回家看看”难以如愿而焦灼。政府增加对养老问题的投入，不仅是一种社会福利，也是一种社会投资。比规定“常回家看看”成为法律义务更重要的，是加快以增加政府投入为核心的中国养老模式的社会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