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资金靠投资收益很难填补缺口，现收现付是很多国家养老金管理中共同的选择。现收现付也就是把年轻人交纳的养老保险交给领取社保的老人，这些年轻人老了以后又由下一代人来养，它比较好听的名字是“一代人与一代人的契约”，被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讥为“最大的庞氏骗局”，所谓庞氏骗局就是“老鼠会”。

　　不过，一旦经济下行，现收现付仍然满足不了支出，法国民众因为退休制度改革已经进行罢工，希腊、保加利亚和马其顿的民众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走上街头，这些改革的核心内容，或者削减养老金，或者提高退休年龄，或者提高养老保险缴纳比例。

　　中国正处在老龄化过程中，以后适龄劳动者越来越少，退休者越来越多，养老保险的支出还将越来越大，收入也将越来越少。据世界银行的一项估算，从2001—2075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可能达到9万亿元人民币，目前对中国养老金缺口的估算，最乐观的也认为缺口将达到3万亿人民币。而据全国社保基金会预测，到“十二五”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规模预计也才1。5万亿元。

　　到那个时候，政府很可能会在让现役劳动者承担更重的养老负担和延长退休年龄之间选择。上海已经软性延迟5年退休年限，这仅仅是个开始，究竟延迟到什么年龄才够，一切皆在未知之数。

　　国家不应是养老保障的主体

　　为何一提“养老保险”，就觉得非国家参与不可，公民自身无力养老？这一观念的构成既有观念原因，也有现实因素。其实搞强制社保以前，老百姓自己仍然会“积谷防荒”。

　　在观念上，相信“养老是国家的事”似乎也和计划经济养成的思维习惯有关，其实国家从来不是公民养老的主要保障，也不可能成为其主要保障。“国家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虽然看上去很美，但事实上很少有哪个国家的老人不是靠自己家庭的投资和积蓄，而是靠政府发放的养老金来维持晚年生活。大多数西方国家养老金缴纳比例和领取金额都并不大，美国老人的养老金水平也仅仅是一个月三四百美元，约占美国人平均工资的1/10，即使在美国的低收入家庭，养老金在老人月支出中也很少能占到30%。然而，由于退休者往往都有一大笔积蓄，他们甚至相对在职工作者更加富有，在老龄化社会，这些私人养老金的投资和消费带给经济新的增长动力，被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