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的营运情况及治理模式均存在着一些危机，这意味着我国的企业年金管理需要转型，如何成功转型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

　　四大企业年金营运模式凸显治理问题

　　要想完善我国企业年金制度与促进发展企业年金发展，首先就必须了解一下目前我国企业年金的营运模式及其风险。

　　在2004年之前，我国企业年金的营运模式有这样几种：第一是“经办模式”，第二是“自办模式”，第三是“保险公司模式”，第四是深圳的“蛇口模式”。从目前看，这四种模式风险俱在，只是“源头不一，形式各异”而已。

　　其中，政府亲自操盘的“经办模式”，这是历史的产物。以2004年社会保障部两个《试行办法》为界，在此之后发起举办的企业年金“增量部分”均按现代DC型（以个人账户为基础的缴费确定型）信托制建立，而在此之前的“存量部分”则在原有的DB模式（待遇确定型）惯性之中。在2004年之前的存量部分，本应限定时间令其逐渐过渡到2004年两个《试行办法》规定的现代信托制轨道。但是，“经办模式”的危机和失败就是政府控制基金的必然结果。

　　企业年金“经办模式”的弊端在于，作为政府附属物的任何基金（包括社会医疗、工伤等保险资金，还包括住房公积金等）都很难建立起法人治理结构，尤其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没有法人治理结构的基金必受公权的影响和操纵。在即使已经建立起良好治理结构的发达国家政府控制型企业年金中，也同样存在着公权侵害的腐败问题。

　　由此可见，法人治理结构缺位应是上海社保案的制度原因。经办模式说明原有4种经营模式的危机已初露端倪。

　　“经办模式”法人治理结构缺陷必将导致违规操作

　　企业年金首先是一只基金。与任何其它基金和上市公司一样，它的安全性要求它必须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这是一个国际惯例。建立良好的治理结构是企业年金基金安全性的必要条件和第一要求，是一国金融系统之稳定的内生条件，也是防止公共权力干预、威胁和滥用资金的一个屏障。基于对企业年金安全性的高度重视，OECD在2005年曾专门颁布了《OECD企业年金治理准则》。

　　但对“经办模式”的政府控制型企业年金来说，建立治理结构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在当前GDP崇拜的社会生态环境下，其理由是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