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盛安联资产管理国际养老金及养老金业务总监米毕嘉介绍，经合组织的测算，退休后养老收入的替代率需达到70％，方可维持生活水平。稳定可靠的养老机制需要多个支柱，以平衡各自的风险，并达到可接受的总体风险和收入水平。

　　米毕嘉说，德国从2001年开始养老金改革，逐步降低公共养老金的替代率，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第三支柱的个人补充养老保险提供税收优惠与津贴。之后在2004年、2005年、2007年不断地对政策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养老形势的需要。

　　各国政府的具体做法可能有所区别，但大方向都是一致的，就是简化税务法例和增加税务优惠。“德国新的养老金制度使得低收入人群的受益最大，并提高了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加强了个人责任感的意识，通过增加资金供应，强化了资本市场。”

　　“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剧，我国面临3万亿多元隐形养老负债，单靠政府财政无法应对‘未富先老’的挑战，必须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姜波表示，目前我国养老保障体体系第二、第三支柱发展严重不足，第二支柱总量仅为1500亿元，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保险发展更加滞后，造成养老保障对第一支柱的过度依赖。

　　这种状况必然造成城镇职工养老水平偏低，退休后人们的生活质量落差比较大。李俊生介绍，目前我国城镇职工退休金替代率只有等于或低于56％。“这是官方数据，实际上天津只有36％；

　　在北京不同行业的替代率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公务员70％，高等院校大约为40％，低的只有30％。而产业工人在不同行业间差异更大。”李俊生认为，这也说明，中国建立比较完善的养老体系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同时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空间非常大。

　　分步建立补充  养老险递延纳税制度

　　养老社会保障体系中第二、第三支柱的瘸腿也成为目前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的短版。郑秉文认为：“解决的办法是通过补充养老保险提高替代率。”郑秉文强调，这完全能市场化运营，国家不多给钱，通过税优政策鼓励发展商业补充养老保险。

　　“可以结合中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与个税费用扣除标准的完善，分步建立并健全个人补充养老保险延期纳税制度。”国家税务总局一位负责人认为，必须对相应的改革环境予以评估：一是建立健全个人补充养老保险的基本制度，从立法层次上解决此计划的法律环境；二是充分考虑中国保险市场的发展水平及相关监管水平，防止监管不力；三是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选择好时机出台。

　　“下一步选择三个左右的不同级次的地区进行前期可行性研究。”上述人士表示，上海作为先行地区，将制定出一个完整的个人延税型养老保险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