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大国，选择何种养老模式意义更加重大。

　　一直以来老龄化被看作是与“人口红利”相对的“人口负债”。人口老龄化确实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许多挑战和冲击，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将导致用于养老的资源总量的增加，如需增加有关养老的财政支出、提高企业养老金的支付水平和配置更多与养老有关的公共设施等。这些都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经济资源配置格局的改变。同时劳动力严重短缺也将带来经济总产出下降，储蓄率下降，导致投资减少等等。

　　然而我国老龄化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社会具有老化速度快、老龄人口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老龄化情况更加突出。一般而言，发达国家是在实现了经济起飞和工业化完成之后，才进入老龄化社会，这时西方国家已开始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发展的目标开始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发展；而中国是在低收入水平下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未富先老已成为严峻的现实。

　　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力量的选择，历来是社会养老保障模式关注的焦点。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并开始推行从出生补贴到丧葬费的一揽子福利计划，福利国家开始在欧洲风靡起来。在这种国家保障的模式下，政府承担了公民各种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养老、救济、失业）的资金来源与待遇支付职能，但是我们能否完全照搬西方完全福利化的国家保障养老模式？

　　西方一些国家的养老保障方式，与之相伴的就是政府长期承诺的迅速扩大，这些承诺的最终承担者仍然是国家财政的巨额赤字。政府对社会基本养老的承诺具有制度刚性，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养老保障覆盖面扩大对财政的潜在压力将逐步显现。特别是金融危机后，长期财政偿付能力使一些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障更加不堪重负。

　　据IMF统计，从2007年至2014年，20国集团（G20）中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国债负债率（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将上升至近25%。但到2050年，这场危机的成本最多只会有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成本的5%。

　　以英国为例，英国政府预计到2017-2018年，老龄化每年带来的额外成本将达到GDP的1.6%。增加的相关开支相当于为国债负债率上升37%偿付利息。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预计将使国债负债率上升29个百分点。据统计，法国退休金赤字在2010年将达323亿欧元，2018年将达423亿欧元。沉重的债务负担正在吞噬着政府的财政资源。

　　同样的养老赤字也在逼近中国，去年我国城镇基本基金总收入11491亿元，比上年增长18.0%，全年基金总支出8894亿元，比上年增长20.4%。收大于支，但是支出的增长速度大于收。2001年以来，在覆盖的城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中，参保人数平均增速为4.04%，已经低于离退休职工人数的平均增速6.64%，而养老金的筹集主要依赖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人数。显然，养老金收小于支的局面会持续下去，这意味着全国养老保险收支出现赤字并非是遥远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