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目前仍然是选择型养老保险制度，伴随着年轻一代的不断加入，制度内的人口年龄在未来10～20年将呈现年轻化趋势。因此，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与养老保险制度的支付高峰其实并不同步，即养老金支付高峰事实上一定会大大晚于全国人口老龄化高峰，这也为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综上，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及与之相关的上述因素，几乎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这应当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可以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尽管计划生育政策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进程提供了加速度，使得中国在30年时间内就达到了西方国家上百年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程度；新中国成立后人均预期寿命的持续延长也是导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因素，中国确实正在进入“少子高龄化”的时代，这对未来时期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挑战。但发达国家所遭遇的养老保险制度财务危机，在中国因有上述有利因素存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反而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因此，如果中国也像其他国家那样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惶恐不安，或者过分夸大养老保险制度因人口老龄化导致的未来财务危机，不仅是忽略上述有利因素的不准确的结果，而且有可能造成忽略应当高度警惕的其他风险，导致战略决策的失误。

中国养老保险的持久风险来源是基金贬值风险

基于前述分析及其结论，笔者认为，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财务风险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非人口老龄化风险，而应当是其他方面，其中根本性风险是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风险。具体而言，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值得高度重视的风险来源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初次收入分配失范和劳动报酬必然持续攀升带来的风险，即中国目前劳动报酬在初次收入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收入分配秩序也有失规范，劳动者名义工资和实际收入之间往往存在巨大差距，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也很大，这必然会导致养老保险制度在实践中既无法根据实际收入状态征收养老保险费，又无法准确测算未来养老金支付的真实需求。因此，伴随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阳光化与企业劳动者报酬的持续提高，以及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提高而带来的养老金水平攀升，客观上构成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必须认真应对的风险。

二是国有单位中老年职工养老金“历史债务”的偿还问题。在中国由传统的现收现付型退休金制度向社会化的特殊部分积累制——“统账结合”模式转变的过程中，数千万国有单位中老年职工在旧制度中的养老金权益很自然地形成了制度变革过程中的“历史债务”，这笔历史债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中都是新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巨大负担，如何化解这种“历史债务”，能否建立稳定的收入来源机制来偿还“历史债务”，应当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过程中需要给予高度重视并找到理性解决方案的问题，否则，这一历史问题便会“发酵”，进而成为损害整个养老保险制度健康持续发展的重大因素。

三是养老保险基金贬值风险。从现实开发与发展出发，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积累的基金规模必定会持续放大。它主要包括如下几个部分：一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个人账户基金；二是农民养老保险基金，目前采取的是完全个人账户制；三是作为战略储备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四是作为补充养老保险的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现在这四部分的基金积累已达2万亿元，未来20～30年将达到数以十万亿元计，如此巨大规模的养老保险基金，如果缺乏有效的投资运营，每年的贬值率所造成的基金损失将异常惊人。1998年的金融危机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各国养老保险基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即表明了养老保险基金贬值风险是值得所有采取基金制的国家高度重视的风险来源，一些国家提供的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

只要中国继续选择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制，只要养老保险基金规模越来越大，这一基金的贬值风险就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长久的、主要的风险来源。因为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可以缓和乃至化解第一种风险，通过国有股划转或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及财政补贴等措施也可以化解第二种风险，上述两种风险都是可以借助公共权力与公共资源来有效控制的，而第三种风险即基金贬值的风险却必须接受市场检验与国际因素的考验，它是公权无法完全有效控制的，甚至是一个主权国家无法独立应对的。

综上，中国的养老保险基金必须通过合理有效的投资渠道和管理模式来实现基金的保值和增值，这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而又艰难的战略任务。在全球化背景下，还要特别提出的是，尽管目前的养老保险基金规模还需要进一步做大，包括作为战略储备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应当继续做大，个人账户应当在缩小比率的条件下真正做实，但中国的养老保险基金规模又并非越大越好，适度为宜应当是一个合理的且能够缓和贬值风险的正确取向。笔者认为，无论是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还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均应当以解决养老保险制度持续发展为目标而不是以追求基金规模为目标。在适度的基金规模下，借鉴其他国家的投资经验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