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角度来讲，由于医生特别是消费者热衷的专家医生数量太少，其人均工作负荷过重，分给每位就诊患者的时间本来就少；再加上为了避免医疗纠纷，医生又必须分出大量时间做好病历记录。患者支付了不菲的金钱和时间成本之后，面对的往往是拥挤的医院走廊和工作压力之下不愿开口、埋头苦写病历的医生。

　　就医环境差，医患之间没有充分的交流，再加上医疗服务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必就能一药起效，所以，对于正规的医疗服务，他们有尊敬，有不满，有需要，又有不情愿，情感十分复杂。

　　基于这种情感，社会大众要么寄希望于“养生”来使自己远离医疗机构，要么就只能另辟蹊径了。比如，大家发现一些秘方、偏方简便易行，往往趋之若鹜。近些年各种养生之道、治病秘方大行其道，而大众健康类书籍更是触目皆是，随便打开去年任何一期的“开卷中国畅销书周排行榜”，非虚构类的Top 10中，健康类书籍总是占据半数以上的席位。

　　从《人体使用手册》到《不生病的智慧》，从《求医不如求己》到《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养生”的概念不知不觉地被替换为“治病”，没有科学依据的奇思妙想、单个个体的偶然遭遇，稀里糊涂地成了创造奇迹的秘诀。

　　虽然有“悟本堂”的倒掉，但与复杂而冰冷的现代医疗术语相比，大众健康书籍中的“泥鳅”、“茄子”疗法，似乎更加接近社会大众的文化心理。消费者无医自处的做法，虽属冒险，但也是无奈之策。这样，社会大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尚且难以充分调动起来，对医疗保险的需求自然会受到较大压抑。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医疗资源的短缺造就了保险公司相对于医疗机构的弱势地位。

　　从国际市场发育的历史来看，保险公司要想有效控制道德风险，进而遏制医疗费用和保险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必须能够介入并影响医疗费用的形成过程，至少要能够监督卫生服务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医疗机构之所以愿意让渡其医疗费用话语权，多是看中了保险公司的稳定客户群，这其中有一个暗含的前提，就是医疗资源出现了相对的过剩。

　　美国管理医疗体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之前笔者曾访谈过近10位美国蓝十字蓝盾牌健康保险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据他们介绍，美国保险公司对某些技术、服务的承保与否直接影响到其研发和应用，而就特定的医疗服务，医疗机构向保险公司收取的价格总是显著低于市场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