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中的医疗保险合同，不同于一般的商业医疗保险合同：它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规定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范围、对象、比例和周期等，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的手段强制执行，带有强制性；从医疗保险基金筹集渠道来讲，它来源于国家、单位和个人，而其中国家或单位为职工缴纳了大部分的医疗保险费，这使得医疗保险合同带有强烈的公益福利性，不具有一般合同的平等性；医疗保险合同虽貌似能为行为人带来财产利益，但这种利益更多的是填补性的，目的是让参保人在患病时能够得到积极医治，体现了救济性。同时，本案中医疗保险合同所涉及的“对方”不是具体的单位或个人，而是不特定的众多参保人，因此，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的范畴。
第二，从侵犯的客体角度分析。诈骗罪侵犯的是单一客体，即公私财物的所有权。而合同诈骗罪不仅侵犯公私财物所有权，还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这使得该罪从普通诈骗罪中剥离出来，具有了独立存在的价值。该罪被规定在刑法“扰乱市场秩序”一节中，表明立法者设立这一具体罪名的初衷是规范市场秩序，保障合同的交易安全，通过对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予以打击，以期建立一个健康有序、诚实信用的良性市场秩序，而对于公私财物所有权只是附带保护。
本案所涉及的医疗保险合同，由于其强烈的公益福利性特质，必然淡化其作为合同的交易性、营利性和市场流通性。本案被告人利用医疗保险合同，骗取医疗保险基金，侵害的是参保人的利益，即公私财物所有权。而此医疗保险合同由于带有国家政策性质，未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对市场秩序并没有造成直接的损害，因此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本案被告人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上采用了伪造虚假医药费报销资料这一虚构事实的手段，骗取职工医疗保险基金予以私分，其行为符合诈骗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应以诈骗罪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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