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上述筹资模式和筹资水平，全民健保年筹资总额将达到9800亿元。全民健保是一个现收现付的制度，当年筹资与支出应大致平衡。如果能厉行支付制度改革，将全国医疗机构的收费总额控制在13000亿元以内，那么全民健保可以支付国民75％的医疗费用。2010年，全国各类医疗机构的业务收入（即收费）总额为11634亿元。考虑到合理增长的因素，在未来短期内将收费总额控制在13000亿元以下的水平，还是可以努力为之并且有可能实现的一个目标。简言之，全民健保是一个保障水平适度的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

　　这就是说，随着政府财政收入水平的不断增加，只要在未来财政支出的大盘子中切出大约7.2％的份额，就能为全体中国国民建立一个保障水平达致医疗费用75％的全民健保制度，而剩下25％的医疗费用，恰恰可以为民营健康保险的发展留下空间。与此同时，现行全民医疗保险制度中由于碎片化而引致的许多老大难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这绝对是一个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民生促进之举。

　　推进全民健保的战略性意义

　　全民健保制度的建立，无论是对于医疗保障事业的发展，还是对整个民生事业的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实际上，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应该进一步转型，这是公共政策研究界的一个公式，而且医疗保障体系发展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全民健保，这也不是新的想法。实际上，不少专家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即首先推进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二险合一”，然后推进“三险合一”，最终在2049年建成一个公平的、普惠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

　　这种“缓步转型”战略有两个盲点：一是没有明确提出政府财政主导全民健保筹资的新原则，而是固守现行制度中多方混合筹资的旧体制；二是没有意识到全民健保计划对经济发展的强大促进作用，尤其是在经济下滑风险加大的近期内推出，更能让这一发展型社会政策在经济领域产生立竿见影之效。一旦点亮这两个盲区，公共政策的前景就会豁然开朗：“三险合一”没有必要缓行，全民健保推进正当其时。

　　如果我们在十八大之后立即着手建立新制度，当年就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效果，因为“三险合一”相当于大减税。作为走向全民健保的第一步，2013年就可以停止城镇职工医保的缴费。城镇职工医保的现缴费总额估计达4000亿元，其中职工个人缴费约1000亿元。停止职工医保缴费，意味着当年国民的个人现金收入净增1000亿元，其中的绝大部分极有可能转化为消费。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巨额结余（约2200亿元）也有望释放为国民消费。与此同时，全国各类单位将免除职工医保缴费高达3000亿元，这无疑能帮助大多数企业渡过经济难关，促进其健康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减税在短期内具有“保增长”之功，长期来看具有促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效，这已成为财经共识。同其他拟议中（或踌躇中）的“结构性减税”计划有所不同，全民健保计划不会对现有任何税率产生影响，但极有可能扩大现有的税基。因此，尽管实行全民健保需要财政新增4.6％的支出，但这绝不是无源之水。

　　推进全民健保，更是推进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长远之举。全民健保是一种普惠性的社会福利制度，而发展普惠性的社会制度是中国福利国家重建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重建福利国家的工作，应该列入十八大之后新一届政府的议事日程。在最近的十年内，社会经济发展失衡的格局有所改观，多种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快速发展。然而，无论是政府，还是全社会，都缺乏一种重建“福利国家”的意识，有不少人还对“福利国家”有着各种各样模糊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