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擅长投资理财的文化名人不少，像康有为依靠炒地炒房致富、梁启超通过股权投资发财，胡适则属于不擅投资的一类，基本没有资金投资增值的渠道。
胡适1917年回国到北大担任教授之后的10余年，是他人生的“黄金十年”，薪资收入和版税收入颇丰。美国印第安纳州私立的德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勇振在《舍我其谁：胡适》（联经出版社，2011年）一书中对胡适在北大的待遇做过统计，胡适在北大的教授职称相当于美国的副教授，胡适的年薪3360元，按美元折算相当于3300美元，比美国正教授的平均年薪多700余美元。胡适的稿酬和版税收入更让人吃惊，他在1928年12月14日的日记里记载了亚东图书馆的版税稿酬清单，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适在上世纪20年代的版税稿酬收入，仅以亚东一家为例，年均达到3300元，几乎等于胡适在北大一年的薪资。亚东图书馆之外的没有计算在内，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1919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个月内就再版了。仅此一本书，到1923年第9版为止，胡适就有6600元的版税收入。把胡适列为当时的中产以上阶层一点不为过。胡适的收入主要花费在租赁宽敞的住所、接待亲朋好友的来访以及资助青年英才方面。由于缺乏理财意识，中年之后的胡适，经济上比较拮据，甚至在美国住院时靠借款支付医疗费。这位徽商的后代，基本上没有遗产留给后人。台湾教育学家罗家伦在1962年3月13日的日记中写下了胡适留给妻子的遗产情况：墓地我们都主张在研究院内，闻胡夫人近又犹豫。胡先生遗产，台币不到五万，美金一百余元。这不禁让人感觉悲凉。
国内保险业一直引用胡适的一段话：“保险（原文为保寿）的意义，只是今天作明天的准备；生时作死时的准备；父母作儿女的准备；儿女幼时作儿女长大时的准备；如此而已。今天预备明天，这是真稳健；生时预备死时，这是真旷达；父母预备儿女，这是真慈爱。能做到这三步的人，才能算作是现代人。”很多人质疑这段话是否真出自胡适之口，多位保险业的朋友也向我求证。在胡适出版的论著和发表的文章中的确没有这段话，这段话又确实是出自胡之手，它来源于胡适未刊的手稿中，始作于1930年3月5日，后被收录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黄山书社1994年12月版）。这篇手稿围绕保寿（即现在所说的人寿保险）的意义展开，开篇时胡适简单谈及了未雨绸缪、积谷防饥是预计未来的事情，父母不必为儿孙做牛马也不应该让儿女做父母的牛马，父母要准备将来等观点。接下来，胡适在论述保寿的意义之前有一段铺垫的话，原文是这样的：“生在这个新时代的人们，应该学一点新时代的新伦理。新伦理的最小限度有这几点：
第一，自己要能独立生活，生不靠朋友，死不累子孙。
第二，我对子女应该负教养的责任，这是我自己尽责，不希望子女将来还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