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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爬求捐折射儿童大病保障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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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眼癌母亲”背后的 儿童大病保障困境
  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觉得既然政府已经有所作为,便考虑转向其他救助方向。张雯说:“在救助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贫困家庭也抱着孩子来治,但因为患者不是孤儿,就无法得到治疗,所以我们觉得这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也应该成为救助的对象,如果他们得不到治疗的话也会变成孤儿。”因此,从2004年开始,该基金会就转向扶助贫困家庭的孩子就医,到目前为止已经做了近5000个手术。

  虽然该基金会不设定救助的病种,只要是贫困家庭的孩子,都实施救助。但是张雯也承认,像白血病和恶性肿瘤这样费用昂贵的病很难筹足。“比如白内障或者唇腭裂,需要的钱都不多,白内障手术的费用是1000元左右,唇腭裂则需要4000~5000元,这些病种比较容易筹集医疗费,但是特别重的病,募捐效果不是很好,很多人更愿意捐助轻的、治疗效果好的,他们更倾向于捐一点钱就能治好一个孩子,而不是为大病治疗贡献杯水车薪。”张雯说,正因如此,那些真正需要救助的孩子反而被耽误了。

  目前,包含儿童大病救助的基金会和慈善团体并非只有儿童希望一家,红十字会、华夏基金、嫣然基金、壹基金、成龙杨受成基金都涉及这类救助。“我们最多的时候做了600多个手术,当时申请的有1000多人。”张雯觉得,救助永远赶不上需要,慈善机构的力量很有限,她想,如果每个孩子都有专门的大病保险的话,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

  大病互助基金的可取之处

  正当张雯想做大病保险而找银行估算的时候,她发现这样的形式早已存在了。2001年,上海红十字会基金会开展了少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的项目,每年缴费不到100元,参加者一旦因病、伤住院,凭少儿住院基金医疗证和住院医疗费用结算证明单,每人每学年最高累计支付额为10万元。此后,北京、成都等地的少儿住院医疗互助金也相继建立。张雯于是去找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于瑞苓了解情况,这才得知,3年中,北京红十字基金会这个一年只收50元的儿童医疗保险互助项目不仅没有出现亏损,反而剩余保金3000万元。于瑞苓告诉她,由于没有商业保险的利润分摊,加上儿童大病发病几率本身很低,所以才会出现大量结余。这一项目随后被并入了北京社保,成为北京“一小”制度的前身,北京社保将最高额度从8万元提高到了17万元。

  凭着19年的救助经验,张雯觉得这个大病互助基金完全应该在全国范围内铺开。从2009年开始,连续3年,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都通过人大代表提出相关的议案。他们认为,目前全国仅有的20几个地区的少儿住院医疗互助金都只针对本省、市户籍的儿童,外来儿童一时还无法救助。而且,互助金的覆盖率低是大部分城市面临的问题,一是因为该举措不是强制性的保险,二是有些家长认识不够,导致投保率不高。而互助金的覆盖率正是整个项目的关键。“全国现在有3.49亿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如果把这个人群覆盖到50%~80%的时候,大病儿童就可以有保障了。”张雯说,他们要成为孩子的代言人,把儿童大病互助基金向全国推广。周子君也认为,目前的儿童医疗保险设计显得单一,这个体系应该由多个层级构成,政府主导的医疗保险和慈善救助发挥各自的作用,从而形成合力。

  “我们在帮患儿筹集医疗费的过程中,家长有时候会耍点‘小花招’,把需要的钱说多一点。不过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孩子生病之后,大人通常都无法工作了,他们也得维持生活,所以我们会尽量多募集善款,要帮人就帮到底。”张雯说,这样的“欺骗”实属无奈,家长自己也不会觉得舒服。慈善救助虽然能够帮助一个家庭度过难关,但尊严只有靠真正有效的制度去维护。(来源: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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